道家盖不认生计问题为政治问题，彼宗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教。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其旨在教人尽黜物质上欲望。果能尔者，则生计当然不成问题。虽然，彼固欲人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又欲其“复结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一章之中，而两种事实已冲突，实不彻底之谈也。但彼宗既置此问题于不论不议之列，则吾侪研究此问题时，亦可置彼宗于不论不议之列。
先秦诸哲言生计者，法家特注重生产问题，儒家特注重分配问题，墨家则两方面皆顾及，而两方面皆不甚贯澈。此其大较也。
法治主义之最初实行者，自李悝。而在我国生计学史上，始用科学的精密计算法以谈生计政策者，即李悝也。《汉书·食货志》记其学说之大概曰：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当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颜注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同熟）。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张晏曰：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同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我国最古之生计学说，吾故录其全文如上。此学说之要点有二：一曰“尽地力”，所以奖厉私人生产也。二曰“平籴”，所以行社会政策，用政府之力，以剂私人之平也。当时主要生计惟农业，故所规画亦限于此。战国中叶以后，工商业骤昌，兼并盛行而农益病。于是言生计者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之两派。《商君书》盖重农派之作品也。《管子》中一部分，则重商派作品也。（《管子》、《商君书》皆战国末年人所作，非管仲、商鞅自著，说见已前。《管子》尤庞杂，各派学说皆杂收，即以生计学论，亦重农重商参半也。）《商君书》曰：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者必当名。（此三句有讹字。）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商。……则草必垦矣。……（《垦令》篇）
书中此类文甚多，兹不枚举。盖《商君书》为秦人所作，秦开化较晚，宜以农立国而不以工商，故重农主义行焉。当时各国，又皆以民寡为病，故人口问题，又为言生计者所最重视。（当时人口问题与玛尔梭士人口论所研究者正相反，玛氏患人多，当时患人少也。）《商君书》中有专篇以论此政策，其言曰：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同已）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者……复之三世，无知军事……今以草茅之地，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来民》篇）
秦人盖实行此政策，卒以富强而并天下焉。同时有相反的学说盛于齐。齐，开化较早，自春秋以来，已“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传》文），工商业为诸国冠，故齐人所撰《管子》，含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其言曰：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足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立政》篇）
又曰：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篇）
彼宗以为货币有衡驭百物之性能，而粮食之在百物中，其性质又最为特别（今世治生计学者仍认粮食为特种货物，不能仅以一般货物之原则支配之），能善筦两者之键而操纵之，则可以富国。彼宗以为豪强兼并之弊，皆由私人操纵此两者而起。其言曰：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案：言政府无办法也），故使蓄贾（案：言蓄财之富商也）游市。（案：言游手之市侩也）。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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