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叫街口旅馆公寓，虽然事实上它并不在什么街口，而是在一段街区的当中。也不象个旅馆，因为埃斯基纳（这就是老板的名字）并不管吃饭，也不管泡马黛茶的开水，甚至连我们肚子突然痛起来时要喝点茶的热水都没有。这个埃斯基纳把沿冷藏库的大墙用木板搭起来的几间小屋出租给我们，从冷藏库那一边传来相当厉害的冷气和潮濕。他之所以把这叫作旅馆，仅仅是为了把这种房间按日子租给我们，而当我们拖欠房租时或者干脆他就是想要刁难我们时，就把我们赶走。
我们各人租各人的房间，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的东西搬来或者一次搬来：一张轻便床，一个垫褥，一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和炉子。年岁最大也是住得最舒服的房客，是加利西亚人维森特。他在庇隆第一次当政的年代里干的是勤杂工的工作，那时在烹调这一行干差使的人可挣大钱哩。所以这个滑头占用了旅馆里独有的一间砖房，有人说这是最阔气的房子，以前是老板埃斯基纳自己住的，房里一色家具齐全。当这个加利西亚人向老板表示，他愿意付双倍房租时，老板就把这一切东西都让给他用了。正如我们常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对这位加利西亚人维森特确实不了解，因为我想一挣到几个钱就离开这个旅馆，再也不回来。就象加德尔成名之后所做的那样，当时他离开了阿巴斯托这个地方，甚至连买水果也不回去。所以我要是成了名，也要这么办。我要和人们一样的衣着，同阔人交朋友。正如我在杂志上看到的关于加德尔的生平的记我那样：他同安德雷纳和威尔斯親王那样的阔人交上了朋友。因为这样才能学会生活中的好事，而把坏事忘掉。难道这位加利西亚人不知道，贫困是一种比感冒更有传染性的疾病吗？我可是知道的，所以我要远走高飞，可不要因为混迹于穷人当中而传染上这种病！
我住进街口旅馆公寓是当我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我在拳击俱乐部里顺当地过了几天，然后进本区一家印刷厂当徒工，学排字。加里巴尔弟送给我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这是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我从俱乐部里拿来一个褥子。我把报纸当作毯子，头几天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墙上针有钉子，我把拳击时穿的短褲和练习用的手套挂在上面，至于其他衣服就一概穿在身上，不用想什么衣橱之类的东西了。
这家旅馆公寓的真正奇怪的事情（除了它既不是什么旅馆也不是什么公寓之外）是所有的房客都在晚间上班或游逛（反正都一样），而在大好的白天却都睡觉。埃斯基纳不得不和他的房客们一起作息，晚上他必须看着房间，监督进出的人，并向他们收钱。原来他住在那间砖房里时，这样做是最方便了，因为砖房就在大门口，而他搬到里面一间屋子以后，要这样监督进出的人就困难得多了。
那天晚上，我从拳击俱乐部训练回来时精疲力尽，一走进我的房间，我竟不能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事：一张五元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现在我好家还看见这张钞票就在奶油饼干桶旁边放着，上面压着水壶，以免一阵风把它吹走。我拿起钞票，翻来复去地观察，寻找里面有没有诡计或者恶作剧。这一点不是什么幻觉；确实是一张钞票，不很新，但也并不太旧，一张普通的五元钱的票子。
我走到房门口，看看空蕩而黑暗的走廊里有没有人走过。只有一向可以听见的冷藏库里马达的隆隆声，没有其他声音。我担心有人躲在那里象小偷一样在黑夜里窥视，便又回到我的房里。我关上灯，捉摸起这件神秘的事来。我不能相信这张钞票会径自飞到我的桌子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面就不会有水壶压着，不让它继续飞。
我在黑暗中设想一个精灵的脸，和我的脸很象，咧着嘴在微笑；他个子矮小，戴着和我一样的帽子。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向运气微笑。突然，我什么事也不想了：由于训练的疲劳和那天晚上的激动，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走廊里传来的呼喊声把我吹醒。象往常一样，由于空腹训练，我感到头痛。
埃斯基纳站在外面，穿着龌龊的蓝白条睡衣（既是苦役犯又是爱国者）①，房客们都围着他。维森将把他逼在墙边，好象是拳击场中把他逼在绳子上一样。
①阿根廷的国旗是蓝白色的．
“我们大家都被偷了，而你是负有责任的旅馆老板！怎么你没有过错？”
他向埃斯基纳挥拳威胁，好象要揍他，但却只用一只粗大而颤科的手指指着他，仿佛一支将要射击的手枪：
“而你还拿着我现在住的房间的钥匙！你怎么说，哎？我有没有责任？”
加利西亚人看见了我，又冲着我问：
“你被偷了什么？”
“偷了我？”
“小偷偷了全旅馆，也进了你的屋子，是不是？”
“小偷？”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偷了你什么？”维森特又问。“好好看看，一定少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丢。”
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
“那么他们偷了大伙儿，就没偷你？你是有神保佑还是怎么的？”
“好了，”埃斯基纳税。“这小伙子大概在房里，所以小偷设进他的屋。”
“大概是这样。”我突然来劲了，表示赞同。“我从俱乐部回来时累极了，关好房门马上就睡觉。我什么也没有被偷……他们能偷我的什么呢？酒精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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