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个征服国家同另一个征服国家以及同汉人的宋朝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它们的制度，即使都效仿自中原，也决非该模式的简单复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说，指出某些在各种程度上都能适用于所有这些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还是可以做到的。所有这些国家的政体在统治其管辖范围内的多种族地区时，都经受了本土主义与文化移入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冲突。所有这些政体，都处于以独裁和官僚政治的成分为一方，以封建和世袭制为另一方的基本对抗的压力之下。这些冲突的趋向，在政府与行政的所有层面上，都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正像本卷后面几章将要充分展示的那样。
人格化的权力
一个在蒙古人身上最清楚地体现出的共同因素，就是加强皇权的人格化。在一个很少或没有政府管理制度的好战的部落社会中，其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就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首领或统治者从经验丰富和忠诚的战士中挑选他亲密的伙伴（蒙古语称为那可儿[n■k■r]），而圈外人则期望有一位他们可以为其效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首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没有与这些人格化的关系十分类似的东西。即使是在后期，当统治者与其伙伴间的这种那可儿关系通过授“伙伴”以中原官称而被形式化时，社会实践中依然遵守着沿袭下来的习惯。例如，耶律楚材（1190—1244年，成吉思汗的著名顾问）在汉文史料中是作为一位拥有中原官衔的人物而出现的，但实际上更应该认为他是大汗的那可儿（他荣幸地被大汗昵称为“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而不是汉文意义上的“中书丞相”。统治者—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超越了部落和民族的界线。任何被认为能对统治者的声望和权力做出贡献的人都受到欢迎，而不论其种族或社会出身如何。在元代后期，皇帝的私人朋友被称作“依纳”[i-na]，这是由突厥语词的inaq转译而来，意为“朋友、亲信”。当然，这种类型的关系，与其说是官僚政治的，不如说是封建的。
另一个在辽、金、元时起了很大作用的因素是皇帝的家人，尤其是他的护卫。皇权的行使，更多地取决于统治者的家人及其近亲，而较少依靠抄袭自中原的制度。在阿尔泰语系的词汇里，统治者的家庭或营帐被称为斡耳朵（ordo，蒙古语），或称为斡尔都（ordu，突厥语和蒙古语），从这个词最终派生出了英语的horde一词以及其他欧洲语言里与它同源的词。在辽代，皇帝的斡耳朵是他的军事权力和他的包括所有仆人、家臣以及地位不等的皇室官员在内的家庭组织的支柱。很多用于国家办事机构的普遍性准则，似乎并不适用于对斡耳朵的管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个人的国中之国。不仅皇帝如此，辽朝的皇后和皇室家族的亲王也有自己的斡耳朵。在汉文里与斡耳朵对应的词是“王府”，意为“被封王之人的官府”。诸如此类的官府，在纯汉人的国家（如唐、宋）中也有，但它们从本质上说还是诸王的家庭服务单位，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斡耳朵则具有广泛得多的作用，其组织更为松散，与中原制度中的对应物有着很大区别。［1］
在金代，皇帝的护卫尤其是皇帝和诸王的亲军（谋克）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辽的斡耳朵相同。［2］ 金帝国卫队的各军事分队绝大部分由女真人组成，但与皇家氏族有联系的则是谋克家庭，其中也包括了为数众多的奴隶。正式的诸王的官府（王府）始见于1191年，然而某些此类的官府当在此前20年就已经存在了。
蒙古人的卫队称为怯薛（kesig），这可以追溯到王朝奠基人的年代，那时的怯薛是由不论部落亲疏而选出的优秀士兵和可以信赖的追随者组成的。［3］ 目前还不能明确地区分卫队与皇帝的普通家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卫队成员的职责并不限于护卫皇帝本人，他们还负有为皇帝的家事服务的责任，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着诸如博尔赤（意为“主膳者”）、哈刺赤（意为“掌酒者”）之类的职务。显然，根据习惯，这些在皇室卫队和家庭中占居高位的人，除了拥有蒙古人的职官外，还冠以中原的官称。在蒙古人统治初期，怯薛这一组织也体现了行政机关的功能。自忽必烈时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式行政机构的引入，怯薛丧失了它政治上的某种重要性，但是终元一代，它所兼而有之的皇室卫队—家人和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这种结构上的两重性却始终保持着。卫队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当皇帝要选用人做他个人的代理人时，卫队永远是他在人力支配上的可靠的贮存所。甚至晚至1346年，仍有卫队成员（怯薛歹）被派往各省去担任监临官（达鲁花赤）。
独裁者与共议
近年的研究对早期的理论作了很大的修正，根据早期的理论，那些征服王朝都是被专制的独裁者所统治的。虽然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具有极为强大的个人权力和威望，但是，向被征服地区的所有人和全中国人民所展示的，还有作为他们部落以往强有力的传统的另一部分遗产，即共议与公决。早期的契丹人就是通过一个由各部落酋长参加的会议选出他们的首领来的；在策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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