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1］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2］ 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3］ 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4］ 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5］ 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6］ 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7］ 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8］ 。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9］ 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10］ 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11］ 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12］ 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13］ 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14］ 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15］ 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16］ 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17］ 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18］ 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19］ 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20］ 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21］ 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22］ 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23］ 、胜藤猛［24］ 、李唐［25］ 、爱宕松男［26］ 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27］ 、姚从吾［28］ 、夏光南［29］ 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30］ 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31］ 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32］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33］ 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34］ 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35］ 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36］ 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37］ 鞠清远［38］ 、翁独健［39］ 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40］ 和冈瑟·曼戈尔德。［41］ 陈恒昭［42］ 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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