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政府之后，忽必烈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对外关系。和他的蒙古前辈一样，忽必烈懂得必须坚持领土扩张。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土并入他的版图。同样，汉人相信贤明的君主应该使外国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国至上的观念。外国人应该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荡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汉人的世界观念导致忽必烈把扩张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获取权力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他追求对外征服，因为他曾经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战，在他作为蒙古世界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实笼罩着疑云。忽必烈可能试图通过进行对外战争消除这种怀疑，因为新的征服将会支撑他在蒙古人中的声誉。
对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也促使忽必烈对南宋开战。和其他中国王朝一样，宋朝渴望统一中国。在宋朝朝廷中复仇主义是政治辩论中的一部分，而且尽管此时宋军相对较弱并且没有构成对蒙古的直接威胁，但它可能恢复元气，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复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忽必烈应该在南宋变成更强大的对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种吸引。南宋土地肥沃，这对北方极其重要，因为北方的人口超过北方的食品供应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来自南方的谷物供应。宋朝与南亚、印度及中东的海运贸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来，这是忽必烈的另一个经济动机。
但是要占领中国南方存在许多障碍。尽管蒙古军队和骑兵在北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是成功的，但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他们对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折磨人的高温没有准备，也不适应南方或西南地区的疾病、寄生虫病和蚊子肆虐的热带雨林。他们的马匹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农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军队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过或至少很少使用过的军事技术。例如，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他们需要造船、召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战。在陆地上他们需要围攻人口众多、守卫良好的城镇。事实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国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而对大宋帝国的占领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荣的。像首都杭州那样的活跃城市追求奢华并具有为此所需的资源。杭州拥有豪华的饭馆、茶馆及戏院；“别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地聚集财富”。［1］ 南宋的繁荣来自广泛的国内贸易以及和亚洲及中东其他国家的贸易。认识到可以从贸易中征集潜在的税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用商人监督国家专卖并在社会上给他们以较高地位；还鼓励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商人。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宋朝关心航运并且相应地关心水军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军抵御沿海的海盗，装备着火箭、火器和炸弹的大战船成为南宋武装力量的重要分支，构成蒙古入侵的一种障碍。［2］
虽然商业繁荣和水军强大，13世纪中期宋朝内部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许多善于经营的大地主通过压迫农民或者得到官僚亲戚的偏袒，从而积累大量财产并且获得免交赋税的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收名册上消失，朝廷的国库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压倒高级官员。军事上的开销不断上升，腐败和低效使军队战斗力下降。从60年代初期，大臣贾似道开始试图改革并约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这样的人物并使自己的党羽担任重要的官职，从而使宫廷两极分化，疏远并扩大对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对抗时，宋朝朝廷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战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经建议宋承认忽必烈是天子，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且通过蒙古对贸易的支持以获得更大繁荣。宋朝扣留了郝经并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义率领的第二个使团。［3］ 然而忽必烈继续向南方的汉人作出和解的姿态。他释放他的军队在边界上抓获的汉族商人，宽宏大量地对待南宋的逃兵，并坚持化干戈为玉帛。
因为宋朝拒绝放弃它的主权，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从1260年之后出现小冲突，1265年在四川发生了大的冲突。战争于1268年爆发，一直持续到1279年（见地图31）。从1268年到1273年的襄阳之战是战争中最长的战役并被证明是最关键性的。位于汉水沿岸的襄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略要地，是通向长江中游盆地的最后一个要塞。宋人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写的“坚固的城堡、厚实的城墙和深深的护城河”。［4］ 为了战胜守卫者的抵抗，蒙古军队需要取得汉水上的水上霸权以阻止来自宋朝首都的给养和增援部队。蒙古军队还需要熟练掌握攻城战术和使用火炮。为了提供这种专门技能，忽必烈挑选了一组来自各种族的军官，并为他的军队召募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和波斯人，为他的水军召募高丽人和女真人。
围困开始于1268年秋天，但是很迟之后才实现全面封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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