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卢沟桥事件的前半个月前，在《国闻周报》上面发表《日本管窥之四》，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但是在后期著作里却仍写有十篇以上的文章，谈及日本的风俗，名物或是书籍的，其中比较特别的乃是一篇《日本之再认识》。这是一九四〇年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于募集纪念文之外，又特别指名征求，赠送艺术品为报酬，我于不受酬的条件之下，答应了这要求。那是很可笑的一篇东西，因为实在乃是抄袭《日本管窥》而成的，将其二的上半接品了其四的下半，结论仍旧是日本国民性不可解，归结到宗教上去，换句话说即是感情超过理论，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这个结论我至今还是相信，战后的新兴宗教风起云涌，固然是个证据，战前的什么大本教和天理教也更是兴旺了，社会上横行着右倾团体实在都是宗教的狂信者。我那篇文章本来是应教的八股，理应大加颂圣才对，但是不单是没有做到，而且意在讪谤，情罪甚重，怕有什么问题么？可是想不到这却是接收了，而且还承他们居然印了单行本，过了两年却在那《中国的思想问题》上发生了问题，触怒了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于是轩然大波起来了。那个日本军部御用文人在答覆我的信中说，“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那么那篇《再认识》的意义未始不觉察，只因是自己请求我写的，不好翻过脸来，只好哑子吃黄连了，但是这回却有不同，所以不禁暴跳如雷，高呼“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了吧。
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觉得很是讨厌，所以决意来加以打击。文章起头说：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
这个中国固有的思想是什么呢？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它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以下是我的照例的那一番话，引用孟子的“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两段，接下去是焦理堂在《易余龠录》里的话：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色好货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将这个意思提高上去，则属于最高的道德，便是仁，放低了便属于生物学之所谓求生意志，这原是人类所同，但是在圣经贤传里那样明确表示的，如《礼记·礼运》中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那却是中国所特有的了。为的贯彻求生意志，使得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这便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胁，那也就起来抵抗，这就要乱的一团糟了。大意就是如此，可是这激怒了敌人，因为这里边有些平稳的话在他看去是大不平稳，与大东亚建设的理想不能并立，非加以打倒不可。
我那篇文章由日本改造社《文艺》杂志译出登载，三十二年九月日本军部领导的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有片冈铁兵发表演说，题曰“扫荡反动作家”，登在《文学报国》的第三号上，便是那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在我觉得是意外的成功，因为我当初的用意只是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为“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此案的全文经陶晶孙君译出，登在三十三年五月出板的《杂志》中，现在已经找不到，只能将摘抄下来的片冈演说词录下：
“余之议题虽为‘中国文学之确立’，其实问题尚更狭隘，仅以中国和平地区内，基于渝方政权分立下之中国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吾人若不先行注意中国之特殊情形，即难透视中国之动态，吾人对中国代表诸君协力大东亚战争之热情与阐发大东亚建设理想之努力，自不胜敬仰。但余想像，中国诸君或者以为自己目前之地位，因中国特殊情形之故，尚不得不姑息种种残余敌人之存在。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余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