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则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对鸟迹立论，则遂通指籀篆以为古文子孙矣。不曰史籀别为一种也。恒之说曰：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或与古同，或与古异，则知史籀之体名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创也。王莽时，甄丰考定“六书”，自不立籀书一体。其一曰古文，则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丰“六书”原无籀体，而丰也亦不能即古文体中别白何者之为籀体也。则谓籀体创始于籀者，未必确也。又如汲冢遗书，字体最古，而自《易经》以至魏之安厘，字体数四其变，世但见其体为数体，而无能言何体之始于何世也，则世人岂可闻大篆之为籀书，而即谓鼓字之为籀书，籀书之为宣王时物也。此子所以不安于唐人之论而详此审是也。
鼓之数十。先时散弃于凤翔之野。郑余庆取置夫子庙中，尚亡其一。国朝皇佑四年，向传师求诸民间，得之，而后十鼓乃足。当张怀瓘之为《书断》也，其登载能书人姓名，至卢藏用而止。考其时则玄宗以后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则此时鼓石尚在也。至窦泉，但见墨本，而曰石寻毁失，则在郑余庆未尝置庙之前矣。至韩退之则曰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因余庆收徙而石得存也〔余庆与韩同仕宪宗朝〕。绍兴壬子，福唐郑昂得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诗韵次和谢之。其自跋曰：昂贡隶辟雍时，尝徘徊鼓下，以旧本校之，字又差讹矣。虏难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郑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数百干言。谓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与昂向，或得之于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语多不审，子尝论辨正之，文多不录。
韩退之但得墨本而诗之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是也。及东坡苏氏，则亲见石鼓矣。其诗曰：“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在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蛇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是也。东坡初仕为凤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亲见之也。子之取古辞而叙辨石鼓也，非独不曾见石鼓，亦复不见墨本。独因郑樵模写其字之可晓者，而随用其见以为之辨。南剑州州学以郑本锓木，子既得版本，遂随事而为之辨。绍熙辛亥，有以墨本见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点画横糊，皆不可读。而其粗可晓解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即东坡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郑樵南剑本其成字而粗可读者，比东坡又多，特不知郑本所传奚自耳？东坡自记其所览曰：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鱼维何？维鱮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维此六句可读，余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盖东坡仕岐而于鼓上见之。其曰“何以贯之？维杨与柳”，而郑本乃作栏。益疑郑本不真也。又有异者，古传鼓有十，中失其一。皇佑间，向传师得之，而十鼓复足。秦丞相家本有传师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寻访得之，形半坏而书体是。遂易去小鼓而置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怅其不足，而创为一鼓以补足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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