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最长，也最好。白露不到，秋风却先来了，踩着树叶一走，沙沙的，给人一种怪干爽的感觉。一位好心肠的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久在外边，也该去看看北京，新鲜事儿多得很呢。老闷在屋里做什么，别发了霉。”
我也怕思想发霉，乐意跟他出去看看新鲜景致，就到了陶然亭。这地方在北京南城角，本来是京城有名的风景，我早从书上知道了。去了一看，果然是好一片清亮的湖水。湖的北面堆起一带精致的小山，山顶上远近点缀着几座小亭子。围着湖绿丛丛的，遍是杨柳，马樱，马尾松，银白杨……花木也多：碧桃，樱花，丁香，木槿，榆叶梅，太平花……都长的旺得很。要在春景天，花都开了，绕着湖一片锦绣，该多好看。不过秋天也有秋天的花：湖里正开着紫色的凤眼兰；沿着沙堤到处是成球的珍珠梅；还有种木本的紫色小花，一串一串挂下来，味道挺香，后来我才打听出来叫胡枝子。
我们穿过一座朱红色的凌霄架，爬上座山，山头亭子里歇着好些工人模样的游客，有的对坐着下“五子”棋，也有的瞭望着人烟繁华的北京城。看惯颐和园、北海的人，乍到这儿，觉得湖山又朴素，又秀气，另有种自然的情调。只是不知道古陶然亭在哪儿。
有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坐在亭子栏杆上，听见我问，朝前一指说：“那不是！”
原来是座古庙，看样子经过修理，倒还整齐。我觉得这地方实在不错，望着眼前的湖山，不住嘴说：“好！好！到底是陶然亭，名不虚传。”
那工人含着笑问道：“你以为陶然亭原先就是这样么？”
我当然不以为是这样。我知道这地方费了好大工程，挖湖堆山，栽花种树，才开辟出来。只是陶然亭既然是名胜古地，本来应该也不太坏。
那工人忍不住笑道：“还不太坏？脑袋顶长疮脚心烂，坏透了！早先是一片大苇塘，死猫烂狗，要什么有什么。乱坟数都数不清，死人埋一层，又一层，上下足有三层。那工夫但凡有点活路，谁也不愿意到陶然亭来住。”
改一天，我见到位在陶然亭住了多年的妇女，是当地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性格爽爽快快的，又爱说。提起当年的陶然亭，她用两手把脸一捂，又皱着眉头笑道：“哎呀，那个臭地方！死的比活的多，熏死人了！你连门都不敢敞。大门一敞，蛆排上队了，直往里爬，有时爬到水缸边上。蚊子都成了精，嗡嗡的，像筛锣一样，一走路碰你脑袋。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几时能搬出去就好了。”
现时她可怎么也不肯搬了。夏天傍晚，附近的婶子大娘吃过晚饭，搬个小板凳坐到湖边上歇凉，常听见来往的游客说：“咱们能搬来住多好，简直是住在大花园里。”
那些婶子大娘就会悄悄笑着嘀咕说：“俺们能住在花园里，也是熬的。”
不是熬的，是自己动手创造的。挖湖那当儿，妇女不是也挑过土篮？老太太们曾经一天多少次替挖湖工人烧开水。
这座大花园能够修成，也不止是眼前的几千几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手，从老远老远的天涯地角伸过来。你看见成行的紫穗槐，也许容易知道这是北京的少年儿童趁着假日赶来栽的。有的小女孩种上树，怕不记得了，解下自己的红头绳绑到树枝上，做个记号，过些日子回来一看，树活了，乐得围着树跳。可是你在古陶然亭北七棵松下看见满地铺的绿草，就猜不着是哪儿来的了。这叫草原燕麦，草籽是苏联工人亲手收成的，从千万里外送到北京。
围着湖边，你还会发现一种奇怪的草，拖着长蔓，一大片一大片的，不怕踩，不怕坐，从上边一走又厚又软，多像走在地毯上一样。北京从来不见这种草。这叫狗牙根，也叫狼蓑草，是千里迢迢从汤阴运来的。汤阴当地的农民听说北京城要狗牙根铺花园，认为自己能出把力气是个光荣，争着动手采集，都把草叫做“光荣草”。谁知草打在蒲包里，运到北京，黄了，干了，一划火柴就烧起来。园艺工人打蒲包时，里面晒得火热，一不留心，手都烫起了泡。不要紧，工人们一点都不灰心。他们搭个棚子，把草晾在阴凉地方，天天往上喷水，好好保养着，一面动手栽。
湖边住着位张老大爷，七十多岁了，每天早晨到湖边上蹓跶，看见工人们把些焦黄的乱草往地上铺，心里纳闷，回来对邻居们当笑话说：“这不是白闹么？不知从哪儿弄堆乱草，还能活得了！”过了半月，这位张老大爷忽然兴冲冲地对邻居说：“你看看去，他大嫂子，草都发了绿，活了——这怪不怪？”
一点不怪。我们大家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就为的一个心愿：要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臭的变成香的；把丑的变成美的；把痛苦变成欢乐；把生活变成座大花园。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
我们的北京城就是在这种美的观点上进行建设的。那位好心肠的同志带我游历陶然亭，还游历了紫竹院和龙潭。我敢说，即使“老北京”也不一定听说过这后面的两景。我不愿意把读者弄得太疲劳，领你们老远跑到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后身去游紫竹院，只想告诉大家一句，先前那儿也是一片荒凉的苇塘，谁也不会去注意它。但正是这种向来不被注意的脏地方，向来不被注意的附近居民，生活都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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