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到加纳，我几次发觉旷野里有些奇奇怪怪的小山，都是极细的黄土堆成的。高的高到好几丈，顶儿像锥子一样尖，显得十分精巧。究竟这是些什么蹊跷玩艺儿？大使旅馆的守门人巴考告诉我说：这就是非洲有名的蚁山。
非洲的蚂蚁模样儿也寻常，只是略微大点，时常借着一段砍剩的枯树桩子做梁架，一点一点衔着土粒往上垒。一天一月，一季一年，千千万万蚂蚁抱着那样惊人的毅力，无休止地劳动着，年深日久，终于垒成令人惊叹的蚁山。用巴考的话来说：这简直是蚂蚁世界的摩天大厦。
巴考是个怪惹眼的人物。四十几岁，前胸挂着一排叮叮当当响的勋章。他挺着胸脯，老是整理自己那身褪色的旧军装，显得满有精神。他的黑头发每根都鬈曲着，鬈的那样紧，鬓角插着半支铅笔，也不掉。头一次看见我，他就用含笑的眼睛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又不好先开口。有一天午后，正是喝茶的时候，我从外头回来，又发觉他那好意的眼神，便先跟他打招呼，问起那些奇怪的小山。
巴考属于那种性格：爽快而又多话，你问一句，他会不厌其烦地说一百句。他先告诉我蚁山是什么，接着问道：“是从中国来的么？”
我点点头，他就满脸是笑，伸出大拇指头连声说：“好！好！”随后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随英国军队到缅甸跟日本打过仗，看见许多中国人，有的还是我的朋友呢。”
我噢了一声说：“怪不得你得到这样多勋章啊。”
巴考整理整理旧军装的下摆，胸脯挺得更高，露出得意的神气，忽然又舒口气说：“勋章是得了不少，可惜不能当饭吃啊。打完日本后，我退伍回来，就失了业，流落街头，得伸手向人要着吃。当时像我这样失业的退伍兵不知有多少，饿极了，大伙聚集一起，一商量，都叫：找英国总督去！我们就一窝蜂似的奔着总督府去了……”
刚谈到这儿，一辆汽车开到大使旅馆门前停下，巴考照例走上去，打开车门，恭恭敬敬闪到旁边。车里走出个壮年汉子，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花衬衫，上头印着许多小野兽，怪里怪气的——我认得这是个叫吉茨的美国记者。吉茨柔声说了句：“谢谢”，往巴考手里塞个先令，轻轻走进旅馆去。这时旅馆门前车来车去，巴考忙着东招呼，西招呼，顾不得继续谈话，我就到旅馆的露天咖啡厅去等候一位非洲朋友。
吉茨恰好坐在我的对面。我一到加纳，对每个美国人都特别留意。我不能不留意，他们是我正在暗中角斗的主要敌手。请想想，我带着中国人民海样深的情谊，飞越高山大海，到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来参加全非人民大会。不曾想在会场悬挂的旗子当中，右边挂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在左边，竟吊着两面蒋匪帮的旗子。四面旗子遥遥相对，明明是故意布置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是谁在跟中国人民为敌呢？猜也猜得着。原来有三十多个美国人来到大会，顶的都是教授、学者、记者一类发光的头衔，企图暗中操纵大会。他们事前到处收买代表，极力宣扬非暴力政策，现在又搬演“两个中国”的丑剧，用意无非要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破坏亚非特别是中非人民的团结，这样来麻痹、分割非洲人民的斗争。我拒绝参加大会。我遍访所有我认识的非洲朋友，说明中国的严正立场，揭露敌人损害中非人民友情的阴谋。非洲朋友醒悟了，立时在大会内部对美国走狗展开激烈的斗争，要求扯下蒋匪帮的旗子，请人民中国的兄弟代表进入会场。斗争已经持续两天，胜负未分。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正是跟我暗中角斗的角色之一。吉茨的连鬓胡子极重，刮的脸颊铁青；眼窝也是青的。一个脸色黑亮的年轻侍役走过来，问他喝茶还是喝咖啡。吉茨透着一股亲热劲儿说：“谢谢你，我想要一杯冰浸芒果汁。”
不一会儿，侍役用托盘送来芒果汁。吉茨先望着侍役嘿嘿嘿笑了一阵，然后柔声说：“谢谢你，亲爱的宝贝儿。”
也许觉察到我在暗暗注意他，吉茨忽然抬起脸朝我一笑，怪殷勤地招呼说：“真是个黑暗大陆啊，天气也使人热的难受——你说是不是，先生？”
我假装没听见，不睬他。那家伙进一步说：“我在东方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先生，我想告诉你：恐怕你正面临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
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笑着说：“我在西方也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我倒想告诉你，不幸已经降临到你的头上。”
吉茨一惊说：“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不幸么？”
我说：“你撒的是什么不幸的种籽，就要收什么不幸的果实。”
那家伙嘿嘿嘿笑起来：“妙啊，这真是东方的智慧。原谅我，先生，我不能再多陪伴你了。”便站起身，客客气气一鞠躬，刚转过身去，我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扮了个鬼脸。
我总等不到那位约好的非洲朋友，有点急，蹓蹓跶跶又转到旅馆门口。守门人巴考正坐在可可树荫凉里歇凉，老远便朝我招手。何不趁这个空请巴考继续谈谈他的故事呢？
巴考自然爱谈，他拾起先前的话头说：“我不是告诉你我们都奔着英国总督府去了么？总督府就是现在加纳政府的所在地。不到大门口，一群英国兵迎头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要见总督，人家却让我们先见见刺刀。大伙气极了，高声叫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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