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上去，一重一重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来到跟前，反倒望不见雪山顶了。朝山下望去，肥沃的麻查密大平原横躺在眼前，绿沉沉，雾腾腾，烟瘴瘴的，好一番气象。后来我们回到旅舍的前廊里，要了壶非洲茶，坐着赏玩山景。廊里的布置也很别致。墙是碗口粗的竹子拼成的，墙上挂着羚羊角，悬着画盾，交叉着青光闪亮的长矛。地面上摆着象腿做的矮凳，还有大象脚挖成的废纸箱，处处都是极浓的非洲色彩。
伊萨是个爱艺术的人，喜欢搜集有特色的工艺品，到了这座名山，怎么肯空着手回去。他走到旅舍的柜台前，那儿摆着各色各样的木雕，有人物，也有坦噶尼喀的珍禽异兽。就中有只黄杨木雕的犀牛，怒冲冲的，神气就像要跳起来，触人一角。
伊萨向柜台里问道：“请原谅我，这只犀牛卖多少钱？”
柜台里坐着个英国妇人，三十多岁了，打扮得挺妖娆，低着头在算账，眼皮儿也不抬说：“十八个先令。”
伊萨说：“这样贵啊！便宜一点行不行？”
那妇人把铅笔往桌子上轻轻一撂，望着伊萨严肃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像当地土人，欺诈撒谎，骗人的钱。你要买，就是这个价钱，我们是不还价的。”
伊萨爱上那犀牛，嫌贵，还是买了。
黄昏时分，我们回到山下的莫希市。有几位朋友坐在旅馆二楼的凉台上乘凉。我加入他们一伙，大家喝啤酒，闲谈，一面看山。雪山正对着我们，映着淡青色的天光，轮廓格外清晰，像刻在天上似的。
没留心伊萨走来，手里拿着犀牛，冲着我笑道：“我刚在市上问了问，跟这一般大的犀牛，你猜多少钱？”
我沉吟着问：“便宜些么？”
伊萨笑道：“便宜多了——只七个先令。”
恰巧有一个瓦查戛族的孩子来卖报，身上穿着一条破短裤，瘦得肋巴骨都突出来。伊萨挑了一份周刊，掏出几个零钱给那孩子。那孩子睁着溜圆的大眼，指着刊物上的价钱，小声说：“一个先令，半个便士也不多拿。”
我不禁望着孩子瘦嶙嶙的后影说：“多诚实的孩子！”
伊萨嘲笑说：“那个高贵的英国妇女却骂人是骗子呢。我倒想起一个笑话：白人刚到非洲时，白人有《圣经》，黑人有土地；过不多久，黑人有《圣经》，土地都落到白人手里了。”
坦噶尼喀人的忠厚淳朴，十分可喜。你半路停下车，时常会有人殷殷勤勤问：“占宝（“你好”的意思），我能帮助你什么呢？”如果车子坏了，投不到宿处，也不用愁，总会有人引你到他的“板搭”里，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你吃，让出最舒服的地方给你睡，还怕你怪他招待不周。当地人之间自然也有纠纷，裁判纠纷的方法也朴直有趣。譬如说，他们彼此住处的分界不砌墙，只种上一溜叫“麻刹栗”的灌木做篱笆。万一两家争起土地来，主持公道的人就摘下“麻刹栗”最高梢的叶子，蘸上黄油，叫你吃。叶子是不毒的，可是，如果地不属于你，据说吃了就会死的。想赖地的人决不敢吃，是非也就分晓。“马沙裔”是个勇猛的部族，风俗比较特殊。女人剃着光头，男人喜欢拖着假发编的长辫子。一位久居坦噶尼喀的亚洲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回，一个马沙裔人潦倒半路，拦住他借钱。他想：这个流浪汉人生面不熟的，借了钱去，还不等于把钱抛到印度洋去，没个着落。但他还是借给他了。谁知过不几天，那马沙裔人亲自上门还了钱，还弹着弓琴唱了支歌，唱出他心底涌着的情意。
请看，坦噶尼喀人就是这样质朴善良，有情有义。一到殖民主义者笔下，可就变得又野蛮、又凶残，不像人样。实际呢，坦噶尼喀人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相当丰富。最惹人注目的是奥尔迪乌山谷，那儿的湖床里发现不少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还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其中就有世界著名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头骨，历史总在五十万年以上了。别的古代遗墟、古代石画，到处都有，值得人类特别珍视。千百年来，异民族的侵略统治使这儿的人民陷到奴隶的痛苦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轮流喝着坦噶尼喀人的鲜血。坦噶尼喀人于是纷纷起义。七十岁的老人今天还能絮絮不休地告诉你当年他们袭击德国军队的英勇故事。他们的历史充满斗争，终于从斗争中取得今天的独立。
不幸这部历史却蒙着厚厚的红尘，甚而被殖民主义者歪曲到可笑的地步。历史是应当重写了，而人民也确实在用自己的双手写着新的历史。
坦噶尼喀的首府达累斯萨拉姆，按原意译出来，是和平的城市。乍到的时候，我望着蓝得发娇的印度洋，望着印度洋边上一片绿阴阴的树木，望着树木烘托着的精巧建筑，似乎真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有两座异常豪华的大建筑实在刺眼。细细看去，一座是英国标旗银行，另一座是基督教堂。我心里不舒服了。我这种感情并非来自偏见。接着我发觉那花木幽静的一带原来是欧洲区，有的去处叫什么“皇家境地”，坦噶尼喀独立前，压根儿不许非洲人进来。我寄居的英国旅馆叫“棕榈滩”，小得很，听说刚独立不久，达累斯萨拉姆市长去喝冷饮，竟遭到拒绝。欧洲区以外还有印度区和非洲区。印度区称得起生意兴隆，也还整洁。一到非洲区，满街扬着沙尘，房屋多半是泥墙，顶上搭着椰子树叶，那种景象，恰似害血吸虫病的人那样。
这其实不足为怪，哪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不是这样？今天，坦噶尼喀也像别的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正在逐渐清洗着殖民主义的遗毒。
想不到坦噶尼喀竟这样富庶。产金刚石、金子、银子，以及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物品。土地也肥沃极了。山也好，平原也好，处处绿得发黑，黑得发亮。有时你会发现大片的耕地，整整齐齐的，种着咖啡、甘蔗一类热带作物，你准也会发现怪舒适的欧洲住宅。当地朋友就会告诉你说：这是约翰森先生的种植场，或者这是伯敦先生的庄园。……反正不是非洲人的。
剑麻（本地叫西沙尔麻）最著名了，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产量出在这片国土上，坦加又是这片国土上最著名的产地。我在坦加逗留了两天，那是个港口，满山满野都是大片大片的剑麻地，远远看去，倒像一幅大得无边的绿绒条纹地毯，平铺在大地上。剑麻长得又壮，有的比人还高，不愧是上好品种。间或看见剑麻丛里长出树干子来，树梢上挂着小穗子。那是要留剑麻籽儿。凡是留籽儿的剑麻，叶子老了，抽不出纤维来，根本没用处。二月的东非，太阳像火烤一般。正割剑麻叶子的非洲工人光着膀子，前胸刺满花纹，晒得汗水直流，像要融化了似的。
陪我参观的是坦加市的新闻官，一个英国人。我问他道：“这样大规模生产，是谁经营的？”
新闻官说：“希腊人、英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德国人，也有印度人。……”
我又问道：“非洲人呢？”
新闻官说：“你看，剑麻需要大量肥料，长得又慢，不到三年不能收割。非洲人资金不足，自然无法经营。”
后来他带我去看了一家坦加最大的剑麻公司。那是瑞士人经营的，经理叫俄曼，眼有点斜，留着短短的上髭，胸脯微微挺着，显得很自信。俄曼说剑麻田里没什么趣味，便领我去看剑麻洗剥场、化验场、机器修配场等等。他走到哪儿，工人都对他说：“占宝”，向他举手行礼。俄曼客气地点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里，一路冷冷淡淡地说：“我们这儿总共有八千多工人。养这么多人，不是儿戏啊。从生产到生活，需要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自给，不必仰赖别处。”
我说：“这不成了个独立王国么？”
俄曼淡淡一笑说：“也许是吧，不这样也不行。让我举个例子，种植园的拖拉机坏了，市上根本无处修理，你没有自己的修配场，岂不得停工。”
我问道：“工人最低工资每月多少？”
俄曼支吾说：“这就难讲了。临时工多，来来去去像流水，不好计算——重要的是福利事业。……”便指点着说：“那边一片房子，你看见么，是工人宿舍，水电都有，完全免费。孩子要念书，有学校，教员都是欧洲人。病了，可以到医院去，也是免费。……”
我有心去看看那些福利设施，俄曼先生却很有礼貌地掉转脸，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又看看表说：“对不起，我能领你看的，就这些了。我还能替你效点别的劳么？”
我便感谢他的好意，握握手告别。走出工厂，路过一个小市场，肮脏得很，是这家剑麻公司设立的。几个面貌憔悴的非洲妇女摆着小摊儿，卖椰子、柠檬等。旁边泥土里坐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光溜溜的，蹬着两只小腿直哭。市场柱子旁倚着个工人，还很年轻，身上挂着碎布绺绺，伸着手讨钱。那已经不像只手，只剩一个手掌子，连着半根拇指，显然是叫机器碾的。我的耳边又响起俄曼先生动听的话音。……
还是有非洲人经营剑麻的，虽说只一家，到底开始了。那家人藏在深山里，正在烧山砍树，翻掘泥土。已经栽种的剑麻缠着荒草，有待于清除。主人出门了，主人的兄弟从地里赶回来，在木棉树荫凉里招呼我们。谈起事业来，自然有些难处。缺机器，资金也不宽裕。向银行借款，又得抵押。可是一丝儿也看不出他有灰心丧气的神情。他的脸色透着坚毅，透着勤奋，也透着信心。这种精神，清清楚楚写在每个坦噶尼喀人的脸上。就凭着这种精神，坦噶尼喀人民正在打井，开辟生荒，建设新乡村；正在创办合作社农业实验站；正在实行“自助计划”，许多人都腾出空余的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用劳动的成果来纪念祖国的独立。
从坦加坐汽车回达累斯萨拉姆的路上，我们穿过深山，发现一条新路。只见滚滚红尘里，魁伟美壮的非洲青年驾着开山机，斩断荆棘，凿开山岭，开辟着道路。这新路还远远未修成，前头尽是深山丛林，崎岖不平。但我深信，非洲的丛莽中自会辟出坦坦荡荡的新路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寄自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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