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１９６６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那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副长宋琼问我：“你有便没有？”我说：“有一件蓝中山装上。”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副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３０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３６岁，装扮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唯一的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里你们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和复杂，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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