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道场，女能重兴之，不胜如亲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场，废久矣，惟存一铁块耳，基皆为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发愿，寻访久之，而后得其道基，竭力恢复，今已轮焉奂焉，俨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济洞二宗，各以其所见，互相是非，浴血而战，兵连祸结，至今犹未已也，夫岂所谓斗诤坚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尝谓予言天皇实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济宗所据之铁案，以《五灯会元·邱玄素之碑》为证。夫邱为荆州节镇，考之《唐书》，实无其人，夫节度岂无关者而史遗之耶？济洞二宗之子孙，各祖其祖，门户既立，则两造之言，俱不可信。予少暇，为彼考之，自有定案矣。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
龟山原禹贡之大别，形肖龟，故俗名之。
黄鹤楼，建汉阳门城楼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楼前有白石浮图，工丽无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镌大梵书，恨不能译其语。南向建石坊，题曰“胜像宝塔，大元至正中威胜王太子建”。楼南之台曰涌月，有粗黄石，大书“涌月台”三字，高古遒媚，俗以为曹孟德所书。夫曹公未尝至此，其说附会可笑。
黄鹤楼中，层层皆奉纯阳像。黄鹤仙踪，乃费文讳事，与吕洞宾全无干涉。吕，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诗作于天宝，有何难考，而昧昧至此哉。盖文讳无人知之，洞宾则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无名，神仙犹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趋走如骛邪！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绍兴上虞县人，流寓都门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闱举人，任太原府同知，国初补江西崇义县。太邱昆季来武昌，入籍府学，顺治初拔贡，出为南黑盐井提举，升南鹤庆府剑川县知县。县在西南极边，与丽江府界邻。丽江府乃土官，有澜沧江，渡江而西，则西番乌斯藏大宝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见吴三桂所为多不法，知必为乱，遂归武昌，未三年而变作。夏逢龙之变，人争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独闭门，饮酒高歌，曰：“无能为也，即平矣。”先生之识加人一等矣。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望汉阳诸山，苍翠欲滴。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
汉水之西南，距大别之麓，皆湖渚，茭芦菱芡，弥漫苍莽。江口筑堤，走龟山之首约里许，自西达东，石平整；循堤而东，南望湖渚，有江南风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为鹦鹉洲，汉江夏太守黄祖杀祢衡处。洲近南岸，而江流绕出其东；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鲇鱼套。使无此洲，则江势之浩淼为何如耶？
龟山有钟子期听琴台，不知在何许。古迹谬妄，概不足访。昔神禹道汉水至于大别，会于江，俗呼大别为龟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东出，俗曰蛇（案蛇原作它）山，遥遥相望，半生以来，登览之胜，无有逾于此者。盖山虽不高，而当江汉之汇，四顾空阔，潜沱数重，环拱于此，支交脉会，左右盘据，目穷于应接矣。案《尚书·禹贡》：“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左传·定公四年》：“吴师伐郢，楚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曰：“二别，江汉之名，无缘乃在安丰也。”桑钦《水经》：“沔水自沌阳县北，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郦道元曰：“沌阳处沌水之阳，沔水又东经林障故城北。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都督镇此。”庾仲雍曰：“汉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记》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与江合，则与《尚书》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尝谓郦善长天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毛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别不知在何许，更考之。
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盖取崔灏诗以名楼也。旁有禹稷庙，昆陵人毛会建，刻南岳岣嵝碑于庙前，而纪其事。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盖龟山之首，走江中数百步，而大江横过其下，左右无遮蔽，与市廛稍远，纵目所之，山水之情，与精神融洽，不如黄鹤之散漫无章，可谓后来者居上矣。
予意黄鹤楼即黄鹄矶，后人讹鹄为鹤，而附会以费文伟事，一经崔考功题，而青莲阁笔，已成千秋铁案，乃今又转而为吕纯阳。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风荡烟，又何是非可论。只要事理灿然，悦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从起古人于九京，而问其果然果不然耶。无奈展转荒谬，词不雅驯，令人难为听耳。
郦道元曰：“黄鹄山林涧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目之为黄鹄湾。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予意桑钦之所谓叹父山、鲁山，与郦善长所谓翼际山者，皆今之所谓蛇山一带耳，有鹦鹉洲口为据矣。黄鹤楼旁涌月台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闻。意者因郦注有“高观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观，后遂因之名山，复讹观为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独隶之元邪？当更考之。
黄鹤楼后有道院，甚精丽，其额颜曰“觉岸”，内塑纯阳睡像，亭曰仙枣。邯郸道上，卢生与纯阳各分半席而酣寝，大觉而后知大梦，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门，下距地数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盖汉阳门建于蛇山之首，而黄鹤楼复建于城上，据地最高；蛇山逶迤东去，兹则南出，故陡绝耳。门上有官告谕：“禁人往来”。盖兹地为汉阳捷径，若不禁止，热中者群趋于此，商山佳处，即成通衢矣。
蛇山界武昌城为南北二区，巡抚布政皆开府于山北，而总督公署则在山南藩司之前，凿山脉而断之，建鼓楼于其上，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汉阳大别之铁门关亦如是矣。妖言邪说，殃及山川，此天地之蠹；乃世之号为儒者，以穷理格物为宗，亦乐其说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南向为山门，为执金刚殿，为四天王殿，为弥勒殿。有丰碑一座在钟楼前，纪年景泰，开山为碧空鉴禅师，余文不暇详也。至大雄宝殿，已山半矣，南望数十里，湖光潆洄，与冈阜互出没。殿宏丽如大内乾清官，三世天人师三十二相，圆满具足，胜妙殊特，如宝山。阿难迦叶侍立左右，诸大菩萨退坐天人师后，诸声闻众列坐两庑。二秽迹金刚神，捧宝杵东西向，各长二十尺，金甲胄，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龙，梁栋榱题，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见庄严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师，于大苏山入法华三昧前，方便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亦不过尔矣。大雄殿后为弥陀殿，中供无量光世尊，而观音势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诸天像，安养净土，逊于鹫岭。殿之东上，别为一区，有亭二进，为上官往来游观饮讠燕地。其后浮屠七级，则登临之最胜处也。
予在武昌，见盐店招牌，书曰“重殂白盐”。余不知且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问之宗夏，宗夏曰：“且，秤锤也，音租。盐每包重八斤四两，制权两之而衡其轻重曰且，如其数者为重且也。”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声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门，为昆山定河南《一统志》稿，遇古今之沿革迁徙盘错处，每得善长一语，涣然冰释，非此无从问津矣。北方为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云扰以迄金元，沦于夷狄者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而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奋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几亦废。有明三百年，更无过而问之者矣。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然亦千万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黄子鸿，独能沈酣此书，参伍错综，各得其理；好学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鸿见之矣。千世之后，复有子云、善长，抑何幸与！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错简脱讹，支分缕析，各作一图，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专于考订，而不切实用，尺有所短，无可如何。予东归后，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装裱成书，命门人钞录其图，并《二十一史舆地志考》。而顾景范有《读史方舆纪要》，传是楼有《一统志》稿，皆辑录之以为疏《水经注》之资云。
古书有注复有疏，疏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郦道元《水经注》，无有疏之者，盖亦难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负山，欲取郦注从而疏之，魏以后之沿革世迹，一一补之。有关于水利农田攻守者，必考订其所以而论之，以二十一史为主，而附以诸家之说，以至于今日，后有人兴西北水利者，使有所考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鸿以为友，而天下之山经地志，又皆聚于东海，此书不成，是予之罪也，当与宗夏勉之。
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如《春秋》《通鉴》《目录》《大事纪》，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纲目》，又多书迂阔不切之事，关系重大者反多遗漏。前人之书纵极尽善，不经我手，如观它家宝，与予无益也。予最爱《竹书纪年》，有绝人之识，《春秋》而外别为一家。久思取《竹书》以后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书，以备遗忘，年来奔走四方，无一日之宁，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阁，况此考订编辑之末乎！两日兀坐僧房，看倪、黄二于阅《通鉴大全》，此等书不知出于何伧之手，乃托文章巨公之名，以诳世之聋瞽。人家子弟辄奉以为圣经贤传，不敢别置一喙，闻人出一议，辄摇手闭目，以为侮圣人之言。嗟乎！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粪秽瓦砾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轩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纪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谬讹亦复不少。予令宗夏置简二册，上横书甲子，每简二十二行，后一册每简十行，自尧甲辰始，每年纪其年号并大事。上一册纪唐虞三代，其事简；后一册则入《通鉴》，事烦矣，故止十行。寓中无他书，惟据此耳，聊以此为《续竹书纪年》之草稿，经营一过，诸事皆有头绪，他日可以读史矣。倪、黄二子学史，实自此日始。
《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晋为诸侯，其距《春秋》“获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续《春秋》之嫌也。《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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