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羞恶安在！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违反，召败蕲亡。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谓耶！
且客谓西学为迂途，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辨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级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详之矣。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练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者焉必不可。即如行军必先知其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袒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濠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连，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扎营驻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知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统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则传问驿站之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则暂雇本地之无赖。尤可哭者，前某军至大同，无船可渡，争传州县办差；近某军扎新河，海啸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军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领，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且夫兵之强弱，顾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铜头铁额如蚩尤，驱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传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诬民。中国武夫识字，所恃为韬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门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仰此道制胜。中国人民智慧，蒙蔽?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议者又谓：自海上军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遗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见如此，然则曷贵师资？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则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详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幕德酋数十人，洎条约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见吾军事多不可者，时请更张。各统领恶其害己也，群然噪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设。既设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闻培成何才，更不闻如何器使，此则北洋练兵练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于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论。论者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则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遏利原，如今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缓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损？果其有损，则东西两洋其贫弱而亡，固已久矣。《淮南子》曰：“栉者堕发而栉不止者，为堕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贫。救之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则一言富国阜民，则先后始终之间，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则其事又曷可须臾缓哉！
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幸矣。记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谓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饥馑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观，则事事皆我人谋之不臧，甚且谓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吊，而我尚傲然弗屑也，可不谓大哀哉！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贤将相比肩于朝，则垂拱无为，收视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研察外国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诺，即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药、动植诸学，无不讲，亦蔑不精。庙谟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衔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顾问者也。夫如是，则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许满人得鼎甲，亦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谓远矣。而其所以不废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顺其欲而已。然则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遥。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杌，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曩己丑、庚寅之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连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恫也哉！总之，驱夷之论，既为天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弟子不复力田。于呼，其亻真甚矣。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惮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仰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藉，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缁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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