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才能接替瓦格纳呢？”或甚至“我们怎样才能接替在我们之中的瓦格纳残存者呢”？再后来便成了：“我们怎样才能够仍然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并且甚至不断地接替我们自己呢？”然而我感到要站在自己时代前面的意志与为音乐服务毫不相干，也与真正献身于一个人自己的事业毫不相干。
安东·冯·韦伯恩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并且是一个朴素的、讨人喜爱的人。但他却是在自我表现的哲学学说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不怀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写他的《乐队曲》的：他仅仅听到了传入耳中的声音，他就把它们写下来；当声音不再传来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对他的乐曲的最简要的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够怀疑他的心地纯洁，但是在他朴实的乐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乐。
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雄心也许有点意义；这种雄心可能确实有助于创造一部伟大作品，尽管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我认为，时髦在艺术中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明显的：那些不仅是自己的艺术领域的大师，而且具有独创性天赋的极少数艺术家很少急于赶时髦，并且决不想做时髦的领袖。不管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莫扎特、舒伯特，在音乐方面都没有创造新的时髦或“风格”。然而，有一个人这样做了，这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乐家——而创意曲的独创性却比伟大的大师要差、这对于所有的时髦都是适用的，包括原始主义的时髦——虽然原始主义也许部分是以对简单性的偏爱为动机的，而且叔本华有一段极为明智的评论（虽然也许不是他最独创的一段）：“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简单性，尤其是我们在伟大的作曲家的主题中发现的那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例如《闺房》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但莫扎特仍然能够骄傲地回答约瑟夫皇帝，乐曲中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
但是虽然时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的风格可能出现，我们还是应该蔑视赶时髦的企图。这应该是明显的：“现代派”——那种牺牲一切代价都要标新立异，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要写出“未来的艺术作品”（瓦格纳一篇论文的标题）的愿望——与艺术家应当重视并且应当努力创造的事情毫不相干。
艺术中的历史决定论恰恰是一个错误。但是人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学中，人们也听到哲学探讨的新风格，或者“新键的哲学”——仿佛重要的是琴键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键的新旧。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某个试图说出一些新东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我真正要指责的是许多“现代派”喜乐家，他们不热爱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非凡的作品，也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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