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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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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129,881 |
作者简介
《无尽的探索》的作者简介正在补充中...
内容简介
《无尽的探索》的内容简介正在补充中...
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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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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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论卡尔·波普尔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谬误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的论敌的论证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而动的抵制“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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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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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问题。休·洛夫廷:《都利特尔医生的动物园》在我20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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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章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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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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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早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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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親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親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親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親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親燕妮·波普尔,母親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親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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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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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震耳慾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親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昂特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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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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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8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親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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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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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親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親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親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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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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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称为离题话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本节第三段中对我的反本质论的表还无疑是基于事后认识而具有偏向。第二,因为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与其说是描写我的智力发展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不如说是讨论一个耗费了我毕生精力去澄清的问题。我不愿说以下的表述是我在15岁的时候就想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并不比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同我父親的那次讨论中我在这方面所持有的看法陈述得更好: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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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关键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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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隂,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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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早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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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对我的大多数朋友以及我自己来说都是冷酷无情的,但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兴。我们大多数人既无前途又无计划。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内战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地方性流行病,不时地突然爆发。我们常常是消沉的、沮丧的、厌烦的。但找们正在学习,我们的思想是活跃的,并且在成长中。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奥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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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二段离题话: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没有归纳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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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罗伦兹是动物心理学领域一个惊人理论的作者,这个被他称为“印刻作用”的理论意指:幼小动物有一个天生的机制来匆匆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例如一只刚孵出的小鹅把它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认作它的“母親”。这种机制很适合正常的环境,虽然对小鹅来说有一点风险。(正如我们从罗伦兹那里得知的,选择养父母也是冒险的。)但是它们在正常的环境下是一种成功的机制,并巳在某些不很正常的环境下也是如此。关于罗伦兹的“印刻排用”以下诸点是重要的:(1)它是一个——不是惟一的——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过程。(2)在观察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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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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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一切中,关于音乐的思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的学徒期间。在我的生活中,音乐是一个突出的主题。我的母親爱好音乐:她的钢琴弹得美极了。音乐似乎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东西,虽然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使人感到困惑。欧洲音乐似乎是非常晚近的一项有遗传基础的发明。而原始音乐却是许多爱好音乐的人不喜欢的,其程度如同他们喜欢从邓斯泰布尔、迪费、若斯坎·德普雷、帕莱斯特里纳、拉絮斯和伯德以来所创作的音乐一样。然而,这可能是因为我母親的家庭“爱好音乐”,而且可能是通过娘家姓施莱辛格的我的外祖母传下来的。(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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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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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这里扼要叙述的思索与我早先报告的关于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的思索密切相关。我相信这些思索是我自己想把心理学观念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最初尝试,后来这些尝试导致我去解释希腊科学兴起的原因。我所发现的关于希腊科学的看法在历史上是有成果的,而对于复调音乐起源的那些看法很可能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后来,我选择了音乐史作为我哲学博士考试的第二个题目,希望这会给我一个机会研究一下其中是否存在着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的注意力便很快转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事实上,我已几乎忘记了我在这个领域里曾知道的每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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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两种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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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对音乐的兴趣使我作出那时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智力发现(我应该说,是在1920年,甚至是在我对发现的心理学产生兴趣之前,在上一节和第10节中已作了描述)。这个发现后来对我在哲学方面的思维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最后甚至导致我对世界2和世界3的区分,这个区分在我晚年的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采取的形式是解释巴赫和贝多芬音乐之间的区别,或者解释他们探讨音乐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我仍然认为我的看法有些道理,即使我后来认为这种特定的解释过分夸大了巴赫和贝多芬之间的区别。然而对我来悦,这个智力发现的起源是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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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艺术,尤其是音乐的进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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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认为贝多芬要对音乐中表现主义的兴起负责时,我当然不是十分公正的。无疑他受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笔记本中看到他远不是仅仅表现他的情感或他的幻想。他常常刻苦工作,对每一个想法反复推敲,努力使之清晰和简洁,正如将《合唱幻想曲》与他的《第九交响乐》笔记本加以比较所表明的那样。然而,我相信他的暴躁性格的间接影响以及模仿他的试图导致了音乐的衰落。我仍然认为这种衰落主要由表现主义的音乐理论所引起。但我现在并不坚决主张其他同样有害的信条就不存在了,这些有害信条包括一些反表现主义的信条,这些信条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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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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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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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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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合格的(初级)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为了这次取得资格的考试,我写了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其中有一章论非欧几里得几何。只是在哲学博士考试之后,我才根据事实综合考虑,以前的想法变得清晰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从培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是归纳科学,而归纳是通过反复的观察或实验而建立或辩护理论的过程——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科学家们必须把他们的活动与伪科学以及与神学和形而上学划分开来,而且他们从培根那里接受了归纳法作为他们的分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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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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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就名存实亡了,或者如同一场哲学运动一样永远消声匿迹了。约翰·帕斯摩尔由于写作风格,我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末出版)一书部分采取批判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本书1932年的未出版的原稿以及我于1933年写给《认识》的编辑们的短信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把我这本书编进了弗朗克和石里克编的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丛书里,所以《研究的逻辑》在这一方面有某些奇怪的后果。一个后果是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于1959年出版时,英美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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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在论和量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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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研究的逻辑》对于有些人看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性的。我曾试图提出一种人类知识理论,但是我对人类知识的看法与古典哲学家们的看法迥然不同。一直到休谟、穆勒和马赫,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人类知识看成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甚至休谟,他自认为是个怀疑论者,并且写了《人性论》希望彻底改革社会科学,也几乎把人类知识和人类习惯混为一谈。人类知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如猫在席子上;尤利乌斯·恺撒遭到暗杀;草是绿色的。在我看来这一切根本不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问题的知识。知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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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客观性和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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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节中我强调了《研究的逻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来工作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与我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我对量子论的观点上甚至也起了一种辅助的作用。我认为,我摈弃爱因斯坦的实证主义使我避免受到海森堡早期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第6节,注[31]和[32]间的正文),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既没有强调也没有批判观测的观点,而是帮助我理解狭义相对论问题(我以通常非历史的方式担心,这是迈克尔孙和莫雷的实验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与我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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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真理;概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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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研究的逻辑》出版的时候,我才感到有三个我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真理、概率以及就理论的内容及其验证方面把理论加以比较。虽然虚假的概念——也就是不真实的概念——因而不言而喻,真理的概念——在《研究的逻辑》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十分朴素地使用这个概念,并且仅仅在第84节以“论‘真的’和‘被验证的’概念的使用”为题对此进行了讨论。那时,我并不知道塔尔斯基的工作,或者两种元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区别(一种被卡尔纳普称为“句法”,另一种被塔尔斯基称为“语义学”,后者由玛丽亚·冠克辛斯卡加以十分清楚地辨别和讨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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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战争迫近;犹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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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在下面描述的维也纳大屠杀后,我开始料想到最坏的情况:中欧的民主堡垒要垮台了,极权主义的德国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约在1929年,我认识到在西方政治家中间只有英国的丘吉尔理解德国的威胁,而丘吉尔当时是一个谁也不认真对待他的局外人。那时我想战争在几年中就会来到。但我错了,事情的发展比我根据形势的逻辑而认为可能的要慢得多。显然,我是一个危言耸听者。但是我对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识到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的惟一具有强烈民主因素的政党)是无力抵抗奥地利和德国的极权主义政党的。从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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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流亡:英国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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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的逻辑》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影响远超出维也纳以外。评论之多、评论所用语言之多都超出25年后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甚至用英语写的评论也更详尽。结果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欧洲各国的信,以及许多请我去讲演的邀请书,包括来自伦敦贝德福德学院苏珊·斯蒂教授的邀请书。1935年秋,我来到英国,在贝德福德学院作了两次讲演。我接受邀请谈谈我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对当时英国全然不知道的塔尔斯基的成就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选择他的成就作为我的讲题。我的第一次讲演是论《语形学和语义学》(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第二次讲演是论塔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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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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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新西兰以前,我在英国待了总共约九个月,这是一次启示和感悟。人民诚实正直、彬彬有礼以及他们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甚至我遇见的大学教师都对希特勒的德国一无所知,并且痴心妄想十分普遍。当对国际联盟的普遍忠诚破坏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也许本来会阻止墨索里尼同希特勒联合)时,我在伦敦;当希特勒进入莱茵兰地带(一个为高涨的英国舆论支持的行动)时,我在那里。我也听到内维尔·张伯伦发言支持重整军备的预算,我试图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他只不过是财政大臣,因此他并没有实际需要来理解武装起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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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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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只是想详细阐述我在哈耶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并把它译为可发表的英文(讲话最初是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家中用德语发表的),更为周密地证明“历史决定论”如何激励法西斯主义。我看到已完成的论文清楚地摆在面前:颇为冗长,但是合并为一篇当然更容易发表。我的主要困难是用可以接受的英文来写这篇论文。早先我已写了一些,但是语言上很糟。我在《研究的逻辑》中的德文文风对于德国读者来说,是轻快得体的;但是我发现英国的写作标准是全然不同的,比德国标准高得多。例如没有一个德国读者会计较多音节词。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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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新西兰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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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在新西兰惟一的工作。我也对逻辑作了一些研究——事实上我自己发明了现在称为“自然演绎”的东西——并且我就科学发现的逻辑做了许多工作和许多讲演,包括科学史的工作在内。这后一项工作主要是将我关于发现的逻辑思想应用于实际的发现;但是我也试图使自己弄清错误理论的巨大历史意义,例如巴门尼德的美满世界的理论。在新西兰,我为新西兰皇家学会克里斯特彻奇分会和达尼丁的医学院开了非归纳主义科学方法课程。这些课是由艾克尔斯教授(后为约翰爵士)倡议的。我在克里斯特彻奇的最后两年为坎特伯雷大学学院科学系的师生作了午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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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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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新西兰时,到处仍是战时环境,我们的船奉命绕合恩角航行。这是美丽得难以置信、难以忘怀的景色。1946年初我们到达英国,我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中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构。学院小得全体教职员彼此都认识。教职员虽然少,但都是卓越的,学生也是如此。许多学生——班级比我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热情、成熟、鉴赏力极高。他们对教师是一个挑战。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前皇家诲军的正规军官约翰·沃特金斯,现在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继承人。我从新西兰带回来许多留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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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在英国的早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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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已经知道遗憾的悲哀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回到英国以来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有过不愉快的时刻。我勤奋工作,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决的困难,但是我在发现新问题时。同这些问题搏斗时、取得进展时最为高兴。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比仅仅苦思冥想(且不说神授的自我沉思)要好得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苦思冥想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平静的生活,但是它是高度自满自足的——柏拉图意义上的自满自足(autark),尽管生活当然不可能是完全自满自足的。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喜欢住在伦敦,而自从我们在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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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初访美国,会见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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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收到了去哈佛作威廉·詹姆士讲座讲演的邀请书。这导致我首次访美,使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我读到唐纳德·威廉斯的极其出乎意外的邀请书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误会:我想我之被邀请是以为我是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我那时在做三件事:一系列论自然演绎的论文,概率的种种公理化,以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惟一适合于作八次或十次讲课的课程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于是我选择讲课的题目是“自然和社会的研究”。1950年2月,我们乘船出发。在哈佛哲学系教师中我以前见过的只有奎因恩。我也遇见了c·i·刘易斯、唐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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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问题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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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7年,当我试图通过把著名的“辩证法三段论式”(正题:反题:合题)解释为试验和排除错误方法的一种形式来弄懂它的意义时,我提出一切科学讨论从问题(p1)开始,对于问题我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的解决——试探性理论(tt);然后批判这个理论,试图排除错误(ee);并且正如辩证法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又重新开始:理论及其批判性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p2)。后来我把这种情况概括在下列图式中:p1→tt→ee→p2,我在讲演中常常利用这个图式。我喜欢用说科学从问题始、以问题终来概括这个图式。但我总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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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与薛定谔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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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47年或1948年,薛定谔通知我他正准备到伦敦来,我在他的一位朋友的一所平房里会见了他。从那时起我们就通过书信定期接触,在伦敦,后来在都柏林,在阿尔普巴赫、梯罗尔,以及在维也纳直接会面。1960年我住在维也纳医院里,他也生病住到这所医院,他的妻子安妮玛丽·薛定谔每天来看我。在我回英国以前我在帕斯特盖斯他们的寓所拜访他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他。我们的关系是有点风波的。知道他的人对这一点决不会感到惊异。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分歧很大。起初我认为由于他敬重玻尔茨曼,他不会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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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客观性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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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的许多工作是捍卫客观性,向主观主义观点进攻或反攻。首先,我必须澄清我不是行为主义者,我之捍卫客观性同任何否认心理学中的“内省方法”毫不相干。我并不否认主观经验、精神状态、智能、心的存在,我甚至认为这些东西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我认为,有关这些主观经验或这些心的理论应该同其他理论一样是客观的。而我说的客观的理论指的是可以论证、可以接受理性批判的理论,宁可说是可以接受检验的理论,不单是诉诸我们主观直觉的理论。关于主观经验的一些简单的可检验的定律,我可以视觉上的幻觉为例子,例如缪勒-赖耶尔幻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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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归纳;演绎;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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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许有必要就归纳的神话以及我反对归纳的一些论据说几句话。由于眼下这个神话的一些最时髦的形式使归纳同一种站不住脚的主观主义演绎哲学联系在一起,我必须首先多说一点客观的演绎推理理论以及客观的真理理论。我原来不想在这本《自传》中说明塔尔斯基的客观真理的理论,但在第20节扼要地写了这个理论以后,我偶然发现一些证据,表明某些逻辑学家并没有在我认为应该按此理解它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理论。由于需要用这个理论来说明演绎推理与虚构的归纳推理之间的基本区别,我要扼要地说明它。我将从下列问题开始。人们怎样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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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形而上学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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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社会》于1945年出版后,我的妻子向我指出,这本著作并不代表我的主要哲学兴趣,因为我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事实上我在该书导言中就已经这样说过;但是她既不因这样的声明而感到满意,也不因我而后又回到我原来的兴趣上,即科学知识的理论上感到满意。她向我指出,我的《研究的逻辑》早就买不到了,那时几乎已被忘却了;并且由于我在新发表的著作中采纳了这本书的成果,因此迫切需要把它译为英语。我非常同意她这个意见,但是没有她多年来一再提醒,我是不会动手的;即使如此,又过了14年,《科学发现的逻辑》才(于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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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反对物理学中的主观主义:量子力学和趋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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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几乎没有一个伟大人物可与恩斯特·马赫相比拟。他影响了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科学哲学以及纯(或思辨)哲学。他影响了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威廉·詹姆士、伯特兰·罗素——这里只提及几个人的名字。马赫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作为一个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持有我所同意的许多重要的和具独创性的观点。例如他在知识理论上、在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尤其是在感觉的研究方面,是一个进化论者。他批判形而上学,但他对承认甚至强调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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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玻尔茨曼和时间之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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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之侵入物理学——尤其是侵入时间和熵的理论——在量子力学兴起以前就开始了。这与路德维格·玻尔茨曼的悲剧有密切联系。他是19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热情的并且几乎是战斗的实在论者和客观主义者。玻尔茨曼和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的同事。1895年马赫应聘任专为他设置的科学哲学教授时,玻尔茨曼是那里的物理学教授。这谅必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哲学教席。后来莫里茨·石里克占有这个教席,在他之后是维克多·克拉夫特。1901年当马赫辞去时,由玻尔茨曼继任,同时兼任物理学教授。马赫比玻耳兹曼年长6岁,一直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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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主观主义的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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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说的主观主义的熵理论不是玻尔茨曼的理论,在玻尔茨曼的理论中时间之矢是主观的,但熵是客观的。更确切地说,我指的是原先由列奥·斯齐拉尔德提出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每当我们有关一个系统的信息减少时,该系统的熵就增加,反之亦然。根据斯齐拉尔德的理论,信息或知识的任何获得必须被诠释为熵的减少:按照第二定律,则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以熵的至少等量增加为代价。我承认在这个论点中有某种在直觉上令人满意的东西——当然尤其对一个主观主义者来说是如此。无疑,信息(或“信息内容”)可用不可几性来量度,事实上我于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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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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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对进化论极感兴趣,并且完全准备把进化作为事实来接受。我也曾被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强烈地吸引住——尽管我对大多数进化论哲学家没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一个大哲学家以外,那就是塞缪尔·巴特勒。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含有通过试探和排除错误,即通过达尔文的选择而不是拉马克的训导而使知识成长的理论;这个论点(我在那本书中对此有所暗示)当然增加了我对进化论的兴趣。我必须说的一些事情出自试图利用我的方法论以及它与达尔文主义的类似来阐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包含了我联系进化论讨论某些认识论问题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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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世界3或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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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扎诺在他的《科学理论》中,谈到“自在真理”,以及更普遍的“自在陈述”,以便与那些(主观的)思维过程相区别,一个人可以通过主观的思维过程思考或把握真理;或更一般地说,把握真的或假的陈述。我始终认为玻尔扎诺区分自在陈述和主观思维过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自在陈述能够处于相互的逻辑关系中:一个陈述能从另一陈述推出,一些陈述可以在逻辑上相容或不相容。另一方面,主观思维过程只能处于心理学关系中。它们能使我们不平静,或使我们得到安慰,能使我们想起某些经验或使我们联想到某些期望;它们能誘导我们采取某种行动,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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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身心问题和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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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一直是个笛卡儿的二元论者(虽然我从不认为我们应该谈论“实体”);而且如果不是一个二元论者我肯定更倾向于多元论,而不是一元论。我认为否认精神经验或精神状态或意识状态的存在,或否认精神状态一般说来与身体状态,尤其是与生理状态密切相关是愚蠢的,或至少是武断的。但是这也很清楚:精神状态是生命进化的产物,把它们同物理学联系起来,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不如把它们同生物学联系起来。我最初遇到身心问题使我许多年来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问题。心理学,作为自我及其经验的科学,几乎不存在,这种说法很对不起弗洛伊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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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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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标题类似伟大的心理学家和伟大的人,沃尔夫冈·苛勒所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我发现在他的书的第一章中,他对问题的表述不仅是令人钦佩的,而且是非常动人的;而且我认为它不仅仅会感动那些回忆起写成该书的那个时代的人。然而我被苛勒自己对他这些问题的解决弄得沮丧不堪:“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是什么?价值如何能使它们进入事实世界?”我感到他的论点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格式塔心理学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苛勒说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少数科学家以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少数哲学家喜欢谈论价值。理由完全是,关于价值谈论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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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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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社要求我写一篇简短的跋,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仍然认为1969年我最初写这本书时所说过的,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这个问题涉及我的乐观主义,涉及我的信念: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我的这一信念惟有变得更为强烈。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许多错误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种地狱。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教育和新闻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传播着这种宗教。在命运不济与前途渺茫之间存在着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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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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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要求我为新版写第二篇后记,因为自从第一篇后记以来已经过了六年。我觉得我也许活得太久了。的确如此,我所有的近親都去世了,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也去世了,甚至我的一些最好的学生也去世了。然而,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还活着,我还能从事我的工作,我感到愉快和幸福。我似乎觉得我的工作比以前更重要了。但我不应该谈论我自己: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最重要的事件。苏联解体并不再存在,而且迄今为止没有重大的灾难发生。除了几乎毁灭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希望的历史事件。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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