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听众又认为是笑话或悖论，他们又鼓掌大笑。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不仅想到我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而且想到一定时候这些观点会被广泛地认为是常识。
正是伍德格尔建议我响应新西兰大学（在坎特布雷大学学院，是现在的坎特布雷大学当时的称呼）招聘哲学教师的广告。有人——也许是哈耶克——把我介绍给瓦尔特·亚当斯博士（后来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埃丝特·辛普森小姐，他们正在主持学术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那时试图帮助许多逃离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并且已经开始帮助一些逃离奥地利的人。
1936年7月，我离开伦敦去哥本哈根——恩斯特·贡布里希为我送行——参加一个大会，并且与尼尔斯·玻尔见了面，我在第18节已描述了这次会见。我从哥本哈根回到维也纳，途经希特勒的德国。11月底，我收到a·c·伊文博士的一封信，以剑桥大学道德科学学院的名义给我提供学术客席职位，并附有一封学术救援委员会瓦尔特·亚当斯的支持信；之后不久，在1936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一份电报，让我担任新西兰克里斯特彻奇坎特布雷大学学院的讲师。这是一个正式的职位，而剑桥提供给我的客席职位本意是给一个难民的。我的妻子和我都愿意去剑桥，但想到这个客席职位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因此我接受了新西兰的邀请，要求学术救援委员会和剑桥邀请维也纳学派的弗里茨·韦斯曼代替我。他们同意了这个要求。
我的妻子和我辞去了学校教学职位，一个月内我们离开维也纳去伦敦。五天后我们在伦敦乘船去新西兰，在1937年3月第一周到达克里斯彻奇，正好赶上新西兰学年开始的时间。
我肯定地认为，我的帮助对于逃离希特勒的奥地利难民是迫切需要的。但又过了一年，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救援的呼吁也发出了。在克里斯特彻奇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难民获准进入新西兰；由于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r·m·坎贝尔博士的努力，把一些人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营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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