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隂，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你不得不专心。后来，当一个讲师正在惹人厌烦时，你就可以想入非非了。）学校里只有一个科目，我们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这门科目就是数学，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親戚）。然而，当我病了两个多月之后返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数学课也是如此。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离开学校。
奥地利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饥谨，维也纳的饥谨騒乱，以及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常常为人们所描述。它们摧毁了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了时冷时热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告终，而这一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过16岁，革命激励我进行自己的个人革命，1918年未，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高中毕业考试”），直到1922年我才成为一名有学籍的学生。那里没有奖学金，但是入大学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听任何一门课程。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不仅是政治动乱。在宣告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之际，当士兵们开始向聚集在通向议会大楼台阶顶上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开枪射击时，我离得很近，近得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这种经历导致我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那时候缺吃少穿，大多数人只买得起适合民用的被丢弃的军服。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职业问题——没有职业（也许除了银行里的工作外；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要在商界找一个职业的念头）。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那时有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两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即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是三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被纳粹党吸收）以及一个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党（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天主教多数派），虽然这个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却自称为“基督教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学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中学生）的会员，而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也出席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讲演人有时属于社会民主党，有时属于共产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那时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们全都正确地详细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共产党人声称他们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结束战争证明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和平主义。他们说，他们首先维护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时刻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昂特曾经告诉过我有关他们的情况。但是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着魔状态。使我首先转而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并且很快导致我完全脱离历史决定论的事件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发生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动，企图帮助一些被关在维也纳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惊。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对这场悲剧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在原则上。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它的论点是：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见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