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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叮咛
晓征说话很早，话却并不多。上幼儿园那两年，到家里很少提起幼儿园的事。妻和我虽然略觉不大正常，却因为忙，很少问起孩子。
每到节日，特别是“六一”前夕，总要从幼儿园带回些节日礼物来。哪怕一张彩画，一小袋糖果，在孩子心目中都是极可爱，也极可贵的。这时候，晓征的话似乎多一些，说说节日联欢会，也说说自己最喜欢哪个节目。说得也很慢，很谨慎。此外，就没什么更多的话了。
记得那是个“六一”前夕的下午。我去幼儿园接晓征。见她独自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脚上放着一纸袋糖果，眼神却愣愣的。细一看，那糖果袋破了，我很想从老师办公室要点胶水，把纸袋粘好。我刚离开，就听有个女孩子在那边说：“瞧那土样子，又结巴，分给一袋就不错了……”
我回头看那女孩子，模样漂亮，衣着尤其考究；而且，很觉面熟——想起来了，在一本大型彩色挂历上见过，那是个牡丹盛开的园圃里。各个孩子摆着各种姿势，穿着各样新颖童装，个个面带笑容，很幸福的样子。其中最醒目的就是这女孩，另几个也是这幼儿园里选上去的。
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晓征在家有时候一着急，就有些口吃，说话“吃字儿”的现象，当时竟没大注意；可有时候，也只是在几个親戚家或邻居家的孩子中间，她又变得有说有笑，朗诵一首短诗，复述一个童话，不但流畅，而且抑扬顿挫，颇含着些情味。但是，只要一提幼儿园的事，她就难免沉默，或表露出口吃的迹象来……想到这儿，我停下步子，没再去办公室要胶水，只抱起晓征，回到家里，调了点浆糊，用彩色纸剪了个小猴子形象，贴在糖果袋的破口上。
孩子笑了，两只小手把那袋糖果抱了好一阵，才轻轻放在方桌一个饼干盒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打开纸袋，享受节日的美味——几块包装平常的水果糖和一些四角八分一斤的糖精调味的动物饼干。
午睡醒来，我慢慢问起幼儿园里的一些小事，渐渐问到她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她低垂下睫毛长长的眼睑，不说话了，经过引导，她说了自己一紧张就结巴，一结巴小朋友就笑的情况。孩子说着，眼里汪满了泪水。
我没说什么，只给她讲了个故事。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个红小鬼——就是后来做共青团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说话口吃。当时毛主席就让他去警卫部队做教员，还教给他矫正口吃的方法：先找个没人的墙角落，把要讲的内容对着墙角一句一句说清楚，不着急，想好一句说一句，心情放松下来，就能慢慢改正过来。果然，这位同志把口吃矫正了。我还告诉孩子，口吃是个缺点，可不是什么可耻的坏毛病。用不着像做了坏事那样胆怯心虚。接着，我们练习了几个朗诵的小节目，给孩子的口头表达做了细致的加工，鼓励她有机会要争取当众表演，就像在外婆家给舅舅、舅媽和表姐、表哥们表演那样，也一定会得到好多掌声……
孩子含泪点点头，笑了。
当晚，我和妻商量好，省出一些日用钱，给孩子买两块不算考究的布料，请一位在服装研究所工作过的朋友给设计缝制了两套童装。样式、工艺都非常精美。晓征多次穿上新装，先参加班里演出，后又出席全国汇演，她的诗朗诵，一直演到了幼儿园外面去。
“媽媽，好多小朋友的家长都问我的新衣服是从哪儿买到的呢！”
“噢。乖孩子穿上新衣服就更可爱了。可你要是没有自己的节目，衣服再漂亮，能给小朋友们带来快乐吗？”
“不能。”
“对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会旧的，可你学到的好东西好本领，总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的。那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新鲜好看的。懂了吗？”
“懂了……”
听着妻子和女儿的对话，我才感到，一个我还没有完成的心灵间的交流，到这里似乎才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这句号，仍然画早了些。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看见穿旧衣服的小朋友就看不起，就说很难听的话呀？”
“哦，这……这就要你想一想了——你听过什么旧社会的故事没有？”
“听过‘收租院’的故事。老师指着图片上一个大木斗，说那是专吃贫农血汗的大嘴巴。”
“那些大木斗现在都成了教育人的东西了。可是，旧社会留下好多看不见的坏东西，把人的想法弄得不干净了……”
“看不起穿旧衣服的小朋友，那就是坏想法、脏想法！”
“那么，自己穿上新衣服，就看不起穿旧衣服的小朋友，还算是好孩子吗？”
“不是！看不起别人脸上有疤，看不起别人说话口吃，说难听话欺负人，都不是好孩子！”
接着，我把女儿揽在膝盖上坐定，给她讲了个小故事：
“从前有个小官儿，常到他管的地方东看看西看看。看见一个双目失明的人，那人不知地方官到了，没有行礼，小官就说：‘你大睁两眼，怎么目中无人？’看见一个跛了一只脚的人，那人怕官，就拖着病脚远远地躲开了。小官儿就追上去说：‘你见了大老爷，一不迎接，二不跪拜，怎么满地上写你的梅花草字？’看见贫苦得没一件整衣服的人，说的话就更难听，更刺人了。有一天，半路上遇见一条疯狗；那疯狗见他就追，就咬。幸好他跑得快，疯狗只咬破了他的官袍后衣襟。跑回家，脱下官袍，挂在衣架上，看见那袍子的破后襟，就吓坏了。他打着哆嗦又跑到一座大庙里，求一个老和尚给他‘破解’，就是想办法把危险事给他解决掉。那个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在一张黄纸上写了两行字，扔在了地上。那小官儿拾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这么两句活：‘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小官儿吓出一身冷汗，慌忙逃跑了……”
当时，晓征不满六岁，“良言”、“恶语”一类字眼儿是要加上些注释的；又因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些关于老和尚的叙述，也必须加一番“批判”。而晓征一直默然地听着，两只漆黑的瞳仁里，闪着光。
我也就没再用“你懂了吗”一类的话，去打断孩子的思索。思索，也许就意味着理解，意味着铭记……
几年以后，晓征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因争强好胜，人前背后，说了不少针对晓征的尖刻的话、不利于团结的话。晓征还能比较冷静地处理这些事情。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那个同学的父親抱歉地对也去参加会的晓征媽媽说那孩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又不好意思自己开口说明情况，就让家长代他承认错误。后来，那孩子终于在一篇作文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爸爸，我主动找了xxx同学谈了心，我觉得，他心里也装着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晓征胸前的红领巾像一束火苗，那双黑亮的眼睛，神采更动人了。“我知道，爸爸和媽媽常给我说的那些故事啦，那些好像挺平常的话啦，都是有‘用意’的——哦，用我们语文书上的一个新词说，那就叫‘叮咛’呀！”
直到今年，晓征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小说《音符，和阳光相碰》里，才隐约描述了小时候因口吃所受的委屈。那些虽在加工的细节和含在其间的一个幼儿难以忍受的内心挫伤，也只在这十多年后才依稀流露了出来。
我和妻读了这作品，一时无语。一瞬间，似乎达成了一项默契：同女儿心灵间的交流，永远不需要句号……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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