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今天并不是你的生日，年轻的朋友。我却想对你说，一个人离自己出生的日子渐远一些，说不定会更能体味生日的含义。
我的rǔ母曾告诉我，说她能记得的唯一的生日，是跟点在她眉心的一个胭脂点儿连在一起。她媽媽说那胭脂是辟邪的，恨不得天天给她点，可是，久而久之，却把她的生日忘了。直到媒人坐上炕头来讨她的生辰八字儿，媽媽才随口编了一个。常听她自言自语：“唉，‘凶卦能救，苦命能熬。’我的命相偏写在瓢底下，救也没个字儿，熬也没个头儿了……”
我曾教过的一个少年告诉我，说他媽媽怀着他的时候，暂离部队，到新解放区参加土改。谁想工作队遭了土匪暗算，媽媽死里逃生，藏在山洞里生下了他。连脐带也是媽媽咬断的。后来就取名叫“山洞”，生日却记不准了。直到他入队时要填“少先队员”登记表，媽媽才让他自己挑个生日。他挑了个“五月一日”。名字倒一直没有改。
我所认识的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或许会从各自的“生日”里得出一辈子也咀嚼不完的人生的味道，尽管各人感悟的情味是那样的不同。
另两件有关生日的往事，也让我难忘。
一件是在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夕那个圣诞节的黄昏发生的。当时我正在北平二中读书。下学回家，途经王府井南口，親眼看见一个背着篓子捡破烂儿的男孩子，为了追寒风中飘着的一片废纸，让一辆小汽车撞倒了——我不会忘记，不远处北平饭店高高的楼窗里隐隐传来了歌声和琴声，在为耶稣的生日而感恩。
另一件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一个秋天的早晨听说的。我路遇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他认出了我，我却怎么也认不得他了。他说，“十年动乱”中为了一页旧日记，里面写了接到久病的父親寄来的平安家信，一高兴就喝了杯酒，竟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蹲了三年大狱——我不会忘记，他的“罪状”，据某揭发人考证，就在于他喝酒那天，正是蒋介石的生日，而他父親又曾加入国民党。
一个生日，不论是神的，人的，鬼的，竟跟一个不幸者的遇难遭灾发生了某种关联，该是很偶然的吧；却又让人一时难以估量那偶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而说到“偶然”，我想起了另几个关于生日的真实故事——就在迎接新中国第三十五个生日的时候，我匆匆采访了几名新中国的同龄人。他们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诞生的。
一名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外祖母被日本鬼子害死了，母親就参加了八路军。她出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母親说，是开国礼炮送她来到人间的。她从小就有好多理想，可后来遇上了新中国最艰难的岁月，少年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现在她却说：“我的那些理想一个也不会落空了，我的学生都正寻求着自己认为最美好的理想呢！”
另一名是北京一家砖厂的工人。从小在农村，后来到海河工地，又转到北京，他们厂三十多年烧的砖，立着码出去，能绕赤道十几圈儿。北京十大建筑和后来的八大饭店，用的都是他们厂出的砖。他见过人民大会堂，但没进去过。他还是从心里高兴，倒不愿想那些高楼大厦里哪处的砖是他们厂出的了。他觉得，越是成样子，有气派的东西就越该把它看成是个整个儿的。他说：“我么，凡人一个。种地，挖河，烧砖，净跟土坷垃打交道了。我不过是个土命人。上，哪儿都是，最不起眼儿，可也最金贵。”
还有一名是北京铁路局的内燃机车司机。他要顶班跑车，要干事业，要支持妻子上业余大学，还要辅导女儿拉小提琴，却一直出满勤，他忘不了小学教师在他十岁生日那天给他戴上红领巾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新中国长一岁，你也长一岁！”建国三十五周年前夕，他因为不顾个人安危及时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得到了北京铁路局局长签署的通报嘉奖，他这个操纵“铁龙”的人物，却习惯于十分文雅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总觉得，往前跑——这是火车头的天性！”
没想到我采访后写的《共和国的同龄人》的文章，这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引来一封远方来信。我抑制不住要把信里那些动人的话摘抄下来：
……从几千里外的荒山里给您写信，就因为我也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出生，也是个共和国的同龄人。我过三十五岁生日那天，队上可热闹了。没想到在我们这号粗鲁人当中，也有心细得赛大姑娘的，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是这天生日。晚饭端上来一个园园（圆圆）的大蒸饼，大家都叫它土蛋糕，看样子是可着伙房笼屉直径蒸的。听大师傅说是一层面一层野蜂蜜。饼上按着大红枣，正好三十五个。副队长还说没办法搞到小蜡烛，全队一人一支香烟，会吸不会吸的都拿起火柴。人不够，又拉来地方上的几个同志和山腰一户放羊的老汉，凑了三十五人。还关了灯，孩子是（似）嚓一声全划着点上了，三十五个红火亮。茶缸子罐头瓶子当酒杯，摸着黑乱碰一气。队长还说，别忘了全中国都给你过生日。别人说我们搞地质的成年跟地壳拼，心都[yìng]了。我这个一米八一，一百六十多斤的男子汉好掉了一阵泪。心里忽一下子想到建国五十年大庆，我五十岁那时候，正好是二十世纪末一年，那时候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该对共和国说些什么呢……
读了这三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