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谈菊，似不那么应时当令。倒是近些年人工控制花期的法子越来越普遍，赏花的节令观念也就活泛多了。
赏菊，艺菊，历来被看成雅举。作为一种社会时尚，菊事至宋代已呈盛状。史铸所撰《百菊集谱》搜列名品就多到一百六十三种。到明清两代，李时珍称菊有九百品，而叶天培仅親育之新品种，就至一百四十五种之多，近年听说，我国现有菊花三千多个品种了。
记得最早教我一点儿控制花期知识的，是长麟，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的次子，长春之弟，长荣之兄，五十一二年前，长麟和我同在当时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幼稚园，都只五六岁。园主任姓酒，名“x忱”，却是位老太太。听说园里的“音乐”课就是由她改叫“唱歌”课的，还说，“小孩子懂什么‘音乐’”，长麟上“唱歌”课却只见张嘴，听不到出大声儿。问他，说是“父親不许”。一次新年同乐会上，酒主任点名叫他唱几句戏，他只低着头不言语，弄得真有点儿“举座不欢”。事后问他，还是那句“父親不许”。以致几年后，我偶经西琉璃厂，过棉花头条，没几步儿就到尚宅了，也没去找长麟，就因为知道尚先生家教是极严的。其实么，论起来我原该称尚先生“盟叔”。民国初年已经知名的武生演员、因擅演《金钱豹》而有“活豹子”之称的周瑞安先生，同先严是盟兄弟，而尚、周二位在梨园行里属同辈人，据闻还是联盟弟兄呢。
说到长麟教我控制花期的诀法儿，按他的话叫“圈（读如‘捐’）花儿”，是我们各上了小学之后的事。记得那天我从菜市口西鹤年堂路过，见马路牙子上撂着一副菊花儿挑子。看了看，不过“挠头黄”，“金背大红”之类常品。正要走，忽觉有人轻扯了扯我的衣袖。一回头，认了片刻，才认出是长麟。说了些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圈菊花儿”上来。他说“圈”好了能到元宵节才开。不等我问，他就说起内中诀窍来。什么要挑蓄根的“老柞子”棵儿矮、花头儿大的，正似咧嘴儿似不咧的最好，什么选些净高丽纸或写大仿用的毛边纸——万不可用废报纸——做成小纸斗儿，一朵花头儿戴一个，扎上口儿，浇透了水，放到空冷屋子里，别跟大白菜堆，酸菜坛子什么的搁一块儿……进正月过“破五儿”，再端进暖和屋子，追浇一茬透水，就等着元宵节，又看灯又看菊花儿了……至于当时还说了些什么，早记不清了。
当年戏曲界人士爱养花的，很不少。宣武门外又是他们的聚居地带，所以广安门内下斜街南口土地庙会上的花摊儿花挑子，就常为他们所光顾。记得土地庙每月逢三开庙。入了秋，我曾在那儿见过王瑶卿、尚小云、马连良、筱翠花诸前辈，以及雪艳琴、章氏遏云和逸云姐妹、黄玉华、梁小鸾等坤旦和女丑梁花依等，去挑菊花儿。别人多是坐“包月”或自备人力车，唯独李少春先生，他也是先严的盟弟，却总骑着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挑两棵中意的，让花贩磕去瓦盆，拿蒲包马莲把根土扎包好，一手提着菊花儿，一手扶把，再轻轻一偏腿，就翩然而去了……庙会上，见着这番情景的，常有些戏迷。于是，什么“尚老板逛土地庙去了”，什么“马老板挑走了两棵‘紫袍玉带’”了，什么“筱老板一高兴多赏了花贩子酒钱”了，就成了茶馆儿、票房儿甚至校园里的话题，要说上两三天才罢。
说起戏曲界人士爱菊来，也许有些历史上的缘由。据南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宋高宗赵构后宫里有位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而“菊部头”，即“歌舞班头”的意思。如果就唐玄宗李隆基设“梨园”以演习歌舞的旧事而言，那么，“菊部”与之可以并称。元人有“高皇尚爱梨园舞，宣索当年菊部头”句可以为证。
也有戏曲大家取名择字，选了“菊”字的。先有孙菊仙，原名濂，清末武秀才出身，至“而立”之年，才由“票友”搭班“正海”，取“菊仙”为艺名；后有言菊朋，原名锡，清末蒙藏院文职出身，也曾是“清音雅集”的“名票”，并于“而立”之后，经梅兰芳先生邀请搭班从艺，改名“菊朋”。孙言二位皆工老生，前者为“内廷供奉”，后者则是言派艺术之创始人，名皆从“菊”，都是京剧史上留名的人物。这又让我不能不想到另一位直言自己是“票友下海”的焦菊隐先生来了。
焦先生原名承志，早在读中学时期就酷爱戏剧艺术，后来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出任校长。名演员如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玉茹，悉出其门下。至于解放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执导的《龙须沟》、《蔡文姬》、《茶馆》均成经典之作，甚至享誉国际的事，更为时人所知。而这“菊隐”二字，也是焦先生为从艺而自取的。因他早年赴欧游学之前，曾执教于北京二中，而我是抗战胜利次年入二中就读的，所以五六十年代偶有机会见到焦先生，总执弟子礼。记得那次在王府大街原文联二楼礼堂因参加一次联欢而与焦先生同席，就从他跟清代学者、戏曲理论家焦循的家世关系，谈到当时仍在二中任教的李光灿老师一直称他为“承志先生”，又谈到了《虎符》、《蔡文姬》和化京剧艺术因素入话剧，焦先生笑着说，自己对京剧艺术始终是心向往之，充其量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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