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诏指出："代（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以改变陈统治江南时期那种"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隋书》卷2《高祖纪下》）的状况。
隋文帝这一思想，在对待上层官僚和下层百姓方面，都得到体现。郑译有拥立隋文帝之功，但为人阴险，被隋文帝疏远，以勋官上柱国归私第。他暗中请道士为自己祈祷保佑，又与母分居，被人告发。隋文帝将他除名为民，下诏说："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隋书》卷38《郑译传》）并责令他与母共居。齐州（治今山东省济南市）行参军王伽，押送七十多名处以流刑的囚犯赴京师长安。按照隋朝的规定，流人一律带枷锁押送。途中，王伽考虑到他们"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辛苦"，就解除枷锁，不再押送，由他们按约定时间自行到京师集合，结果如期而至，无一人失约离叛。隋文帝十分惊异，于是将他们并其妻室儿子召入殿庭，设宴款待后予以赦免，还下诏说："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刑厝不用，其何远哉！"（《隋书》卷73《王伽传》）
地方官吏中也有这种思想存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刺史梁彦光到任后，一方面"发摘奸隐"，"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另一方面，在治内每乡设立一所学校，聘用儒生任教，"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因此，"人皆克励，风俗大改"。（《隋书》卷73《梁彦光传》）
严刑峻法必然导致上下离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治安，于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平恕思想。
北周末年，周宣帝苛酷，诛杀杖责无度，臣民无所适从。隋文帝建隋之初，殷鉴不远，还注意缓和矛盾，新制定的刑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车裂和鞭刑等酷刑，犯流徒罪者也从轻处理，体现了平恕思想。隋文帝下诏解释道：枭首和车裂，"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刑"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这些酷刑，"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因而"并令去也"。"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接着，又"除孥戮相坐之法"。（《隋书》卷25《刑法志》）
然而隋文帝很快就无视刑律，而踵继周宣帝的后尘，这便使得统治阶级中较为普遍地产生平恕思想，去同他的严酷行径做抵制或斗争。隋文帝逞一时之怒，欲杀一人，宰臣苏威进谏，不听，将自出斩之。苏威几次拦阻，终于使隋文帝息怒，免于滥杀。一批大臣都有类似艰难而果决的抵制和斗争，不少收到成效。
地方官吏中也存在着平恕思想。牟州（观阳，今山东省莱阳市东）刺史辛公義断狱及时公平，曾将社会治安不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这种言论和行动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囚徒"咸自款服"，准备打官司的百姓"多两让而止"。（《隋书》卷73《辛公義传》）总之，平恕思想的实施，对于防止动乱，维持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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