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意营建东京洛阳，使它成为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镇压该地区的反抗和叛乱。当年十一月，他巡幸洛阳，颁布营建东京的诏令。大业元年（605）三月，他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营建工作。到次年正月，东京新城在汉魏故城西面18里的地方建成，附近居民和天下富商数万家奉诏安置到城中居住。四月，隋炀帝举行了具有后世落成典礼意义的仪式。他"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又"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隋书》卷3《炀帝纪上》）大业五年（609），东京改称为东都。
东都的治安作用表现为控制东方，屏障京师。关于控制东方，其措施可以说是文武相兼。除了上面所述"武"的一面，隋炀帝还考虑到"文"的一面。他下诏解释道："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隋书》卷3《炀帝纪上》）
关于屏障京师，其作用在隋末内战中表现得很充分。杨玄感在黎阳（粮仓，在今河南省浚县）起兵反叛时，谋主李密为他筹划战略方针，认为当时隋炀帝远在辽东战场，只要杨玄感拥兵北上，截断其归路，隋兵粮尽，自然投降，可不战而擒，这是上计；直入长安，占领关中形胜之地，炀帝如果回师关中，也会因失掉了对关河襟带的利用而失败，这是中计；"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但杨玄感认为这个下计才是上策，因为"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旧唐书》卷53《李密传》）在这里，李密看到的是东都防守严密，不易攻克；杨玄感看到的是东都的政治地位，拿不下东都便谈不上号令天下。杨玄感拥兵十万，不但未能攻克东都，还受到东都士兵和长安援军的沉重打击。他在东都附近站不住脚，企图入关，侥幸取胜。但东西二都互为犄角，连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他进入这道防线后，腹背受敌，节节败退，终于陷于困境而丧生。
后来，李密拥兵百万，也未能攻克东都。有人建议他西入关中夺取长安，他辞以部下都是山东（关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而入？"有人劝他称帝，他又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旧唐书》卷53《李密传》）他这时也看到了洛阳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能占领洛阳，就谈不上威胁长安，更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
在隋炀帝僻居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李密和隋军在洛阳一带对峙的情况下，各地群雄，竞起逐鹿。大业十三年（617），隋朝的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李渊，也在山西起兵反隋，兵锋直指长安。这时，李密联络李渊，幻想自己当盟主。李渊暗自高兴，马上答应下来，以便利用李密牵制东都隋军，使之无法西与长安隋兵应合，同时利用李密扼守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险要地势，使江都信使不通，李渊自己"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这样，李渊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李密与东都势力屡战不利，有人建议他投唐，理由是："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旧唐书》卷53《李密传》）可见，东都对于长安政权的屏障、拱卫和援助作用，因李密与东都势力的周旋而得不到发挥，才导致了隋唐政权的迅速更替。这是治安措施与治安对象二者失衡出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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