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对话，金庸和池田各自谈了对扳依佛教的体会，并指出崇高的精神、人格是永恒和平的基础，人类应为此而努力，九七后的香港亦应朝这个方向迈进。
池田：二月份我到香港访问时曾与金庸先生会晤，承蒙先生拨冗参加国际创价学会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青年和平文化节。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深感荣幸，我们在2月15日畅所慾言地交谈，实在好极了。
金庸：我对于您关心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温情和激励之言铭感于怀。关于香港的回归，大家都从经济角度来观察，从文化、和平的观点来看待香港回归的人却只有池田会长了。
池田：香港回归中国是亚洲、世界万众瞩目的大事。香港的"希望在明天"要如何去开拓呢？对此，您曾对"拜金主义"的风潮发出警钟一样的评论。回归后的香港将会继续繁荣吧！然而，当着眼于生活于斯的"人们"之时，会想到人是不单只靠经济来生活的。必然会有期望"心灵的充实"的另一面，对此"焦点"您是洞若观火的。香港应朝哪个方向迈进
金庸：我曾和先生谈过，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慾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池田：先生曾经指出：因此而言，从香港人的精神去考虑，今次的回归祖国，对于香港是有好的影响的。
金庸："从英国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的祖国"这件事，对香港人来说获得的精神支柱是正面的。其次，今后与中国大陆同胞交往之中，也会增加"爱祖国"的情绪。
池田：我们的愿望是中国人与香港人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但先生所强调的"拜金主义"的弊病，如今可是风靡世界啊！首先是在俄罗斯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此种倾向已是见怪不怪。曾在数十年间带领人们与社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崩塌之后，人们在没有指南针的精神大海中漂流。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同我的对话中（题为：《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也对这种拜金主义风潮的危险性反复强调。他认为：究竟我们应该往哪里前进呢？以何方作为目的地？在没有方向的状况下航海，要找一个可以依赖的"法宝"就只有靠金钱了。
金庸：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开发自己内在的可能性
池田：最近，我从年轻的友人那知道，有关（苏联）"新思维改革设计师"之称的雅戈布列夫先生和荚奥纳尔多·达芬奇主持一个新的近况报道：《从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转变）——阿历山多尔·雅戈布列夫》，这篇报道出自一份叫做《莫斯科新闻》的俄罗斯新闻周刊。雅戈布列夫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对佛教抱着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记者曾这样问他，他答曰：第一，他们不承认外在的创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自我的神，也就是说，以通过自我完成或个人的觉悟来到达佛的境地作为目的。我对这种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么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认为每个人之中都隐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国人们经常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处于下层的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将军或总统来拯救他们。对这种想法我感到愤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努力去创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赐！
金庸：佛教的学说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论争，最后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义要旨，与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宠（grace）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赐"——以此来为"恩赐"作注脚，真是妙哉！总而言之，若将人的"内"与"外"来划分的话，人们的目光会不断地向"外"注视。意识形态的围墙崩塌后，以俄罗斯东正教为首的一部分宗教恢复他们的权利，可是社会的趋势是倾向"权力"、"金钱"、"物质的价值"等人间的"外"在方向，而忘记了"开发内在"的因素——对这个倾向的危机意识，雅戈布列夫先生十分强调。相信他对佛教的共鸣可说是源于这种危机意识。当然，经济是很重要的，金钱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这一方面，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满足感。不是应该再一次将焦点放在人的内面吗？不单只是经济的满足，而是要认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来"的时期正在到来的吧！您在访问创价大学时也曾对此一问题作过剀切的论析。
金庸：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须这样重视精社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质作为追求目标的话，由于物质有限而人的慾望元穷，就会演变为夺、掠夺、斗争、战争，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吧！为了回避这种大灾难，就要发展、创造精神和人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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