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辞世了。这是进入这个千年以来，最让我黯然的消息。
黄仁宇先生应算是史学界的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在大多数人已经子孙绕膝、准备颐养天年之时，而终能以一介白首而成为有所成就之职业历史学者，其人之愍志学术之毅力，在这个崇尚未老先衰和不学无术之时代，凿要让人敬佩。他从为大多数人视为学术生涯终点之时际出发，年五十七始发表第一篇著作，到今以八二高龄谢世，中间凡二十五年，勤奋终始，笔耕不歇，学术造诣亦日臻完善；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之发扬。因此，无论其学术造诣如何，其史家地位该如何评定，其人谨严的追求学问之治学精神，亦足垂范后人。
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大史家汤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细微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则或可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现代大史家陈寅恪为代表，如其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点。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中大历史》），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历史观”之特点。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历史研究里去”（《中大历史》），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然而黄仁宇先生的史家地位，并不定乎此。他之必可在史界争一习之地，在二十年前之《万历十五年》，甚至更早的《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中，即已奠定，尤以前者为代表。在此二著作中，虽然黄仁宇先生自称是以大历史观之方法来考察，“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境互相印证”，“不是只抓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应竭力将当日社会轮廓，尽量勾画，庶几不致因材料参差，造成偏激的印象”（《万历十五年·自序》）。然而从其中仍能隐隐地看到陈寅恪之影子：即从漫长历史中之一个横切片出发，“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大历史》），于此征及历史的前缘后续，从而阐发出明末政制税制诸特点，借此以更“确切看到中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有它们的结构与节奏，也有它们牢不可破的特点”（《万历十五年·自序》）。当然，黄仁宇先生并未止于此，而是同时还试图把那个狭小的历史切片放诸于一个被人为拉大的历史时空之大视境中去考察：这里就现出了大历史之特点。从前一个考察来说，黄仁宇先生的努力是颇成功的；然而在后者上，则并非无懈可击。无可如何，《万历十五年》亦足可使其人在其所身的史杰辈出之时代之末，留下自己的身影。
黄仁宇先生作为史家之另一贡献，还在于他之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了解本之史。他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若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之史则不配作一之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慾树民历史格之功，亦不可没。在此点上，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