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１９６２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５０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中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其引人兴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８０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５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作品，也只有１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那就要请作者反思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８０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８０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３０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对《万历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示，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的《中大历史》、《资本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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