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样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津；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家社会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作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９０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这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平《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８０年代初未能践约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１８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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