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决心介入 吴三桂很了解满族军事制度，所以他用“大利”来投其所好。1644年，清军各旗的4.5万名将士和人数几乎与之相等的壮丁，未得到任何军饷，而全靠远征掠夺的战利品为生。阿巴泰在1642年与1643年之交的冬季统率的远征掠夺，就是其中的一例。②这种越过长城进行抢劫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满洲军事贵族的一种部落传统，而继承这一传统的贝勒们都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其作为劫掠之地。因此吴三桂预想，清军越境进袭可以支持他对大顺军的反击，而当他们得到大量财货和奴隶后，便会撤回家乡；当然，清廷将会割占整个辽西，他则像重建东汉王朝的豪杰那样，同其他义师将帅一道镇压农民起义，使天下重新恢复秩序。这当然不是多尔衮的汉人谋士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模式。早在北京陷落之前，范文程就将大顺军比作曾经横跨秦岭、统一天下但很快又失去天命的暴秦。这样，清人的势力就如同西汉，将在扫平叛逆、占领中原之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③这一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的计划，是那些在关外与清人合作的汉人们企盼已久的。尤其是范文程，更不断敦促多 尔衮专心于征服中国，以实现努尔哈赤之“洪业”。①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这两位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摄政，仍在两种战略方案之间徘徊不定。这两种选择以前都是皇太极对外政策的主题。②一方面是军事贵族的部落传统，具体体现为贝勒、贝子无意占领华北，而宁愿对关内进行打完即撤的袭击，以获取荣誉和财富。③另一方面，则是金朝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及努尔哈赤传给后代满族统治者的汗的大统，便是这种传统的象征。当然，后一种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占领中原；长期以来，在东北亚争夺财富与权力的诸国中，只有清廷能与明朝角逐，他们完全可以为此而自豪。但深植于满族特有的帝国传统之中的，是更为神圣的天命观念。一旦明王朝不再是清廷的对手，那么顺从天数和执掌天下，终将被证明是无法抗拒的诱惑。随着北京明朝政府的崩溃，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合作者又有了新的机会来劝说满洲贵族进攻中原。他们认为，如今吴三桂已放 弃宁远，关外之地尽我所有，进图“洪业”之机终于来到了。①多尔衮正急于巩固其凌驾于诸贝勒之上的个人权威，故特别乐于接受这一建议，因为这自然会使他着手加以控制的皇权得到强化。于是，多尔衮强化君权的野心，加上清廷中众多汉官的劝谏，便决定性地促成了满族从部落战争时代向帝国统治时代的过渡。5月13日，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大肆抢劫的消息传到盛京，大学士范文程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也丝毫未能动摇范文程的信心，他认为清军完全可以击败敌手。这一乐观态度的根据，不仅在于对清兵之军技和纪律的信心，而且还在于他相信李自成已丧失了所有政治上的支持者。起初，李自成就因推翻崇祯皇帝而招致天怒了；随后他又因虐待缙绅和官员而激起了士大夫的反对；现在，由于抢劫京师，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进而遭到了百姓的憎恨。范文程说：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②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以惩罚推翻了崇祯皇帝的叛匪为名，兴兵南下。当天，睿亲王便举行了仪式，受权远征，占领中原。第二天（5月14日），他率领大军离开了盛京。③5月20日，即收到吴三桂书信的那一天，多尔衮才得知崇祯 皇帝已经驾崩。①天子暴死这一令人惊惧的事件使计划略有改变，大顺政权不再是清廷潜在的盟友，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敌人。②洪承畴对此战略做了如下解释：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③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在听取了这一意见之后，多尔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④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以便在清军西进途中张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 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①这些布告有助于清军在进军北京的途中打开沿途城池的大门。月20日，即多尔衮从吴三桂的信中得知，其愿以“大利”及清廷已占领的辽西为代价，来换取清军的帮助之时，第一支清军开始了入关之行。②在给吴三桂的答复中，多尔衮明确表示愿意联合对付李自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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