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显灵的神像，甚至没有同我们的历史有关的着名的传说，也数不出什么历史上的功绩和对于祖国的贡献。它的兴盛而且闻名全俄，完全是由于长老的缘故；香客们成群地从全俄罗斯各地，不远千里赶来看他们，听他们讲道。可是，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吞没在自己灵魂里，把你的意志吞没在自己意志里的人。你选定了一位长老，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志，自行弃绝一切，完全听从他。对于这种修炼，对于这个可怕的生活的学校，人们是甘愿接受、立志献身的，他们希望在长久的修炼之后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终于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这种长老制的创立，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东方一千多年的实践。受业于长老，可跟我们俄国修道院里一向就有的普通“修持”不同。这里规定一切受业于长老的人要经常不断地向他忏悔，授业者和受业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约束。举个例子吧，传说有一次，在基督教的远古时代，有一个见习修士没有遵照他的长老的指示完成某种修持而离开修道院出国，从叙利亚到埃及去了。在那里，经过长期重大的苦行以后，终于熬尽磨难，殉道而死。在教会把他尊作圣者，埋葬他的躯壳的时候，教堂执事正喊着：“尚待受洗的人，走出教堂！”忽然那口棺材连同躺在里面的殉道者的躯体离开原地，仿佛被人推出了教堂，抬回来又推出去一连三次。后来才知道这位殉道的圣者曾破坏了修持，离开了长老，因此不经长老给他解除，他是不能被赦免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行也不行。等到原来的长老解除了他的修持以后，这才完成了他的葬礼。自然，这是古代的传说，但还有一种最近的故事：我们现在的一个修士在阿索斯修行，这地方他衷心喜爱，把它当作圣地，当作安静的隐身处，忽然他的长老命令他离开阿索斯，先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地，再回到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不是这里。”那个修士满心忧郁，垂头丧气地到君士坦丁堡去见总主教，央求他解除他的修持，总主教回答他说，不但他总主教不能解除他，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谁，并且不会有谁拥有可以解除他的修持的权力。这修持既由一个长老加在他的身上，就只有这个长老自己才有解除的权力。所以长老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无止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在许多修道院里，我国的长老制所以在最初几乎遭到压制，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在民间，长老们立刻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比方说，普通人和最高贵的人全都到我们修道院的长老那里，对他们膜拜，向他们忏悔自身的疑虑，自身的罪孽，自身的痛苦，央求他们给予忠告和训示。看到这种情况，反对长老制的人们除了别种攻击外，叫嚷说，这样一来，等于独断而轻率地把忏悔的圣礼贬低了，其实修士或俗人对长老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灵魂，本来就完全不是把它当作圣礼来看待的。然而尽管如此，长老制仍旧维持了下来，而且渐渐地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奠定了基础。固然也许不错，这种使人类精神上从受奴役转变到自由和心灵完美的、已经试用过一千年的利器，可能会变成一把也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利剑，也许会把有的人不是引向驯顺和完全的克己，而是相反地引向魔鬼般的骄傲，那就是说，不是得到自由，却是得到了锁链。
佐西马长老六十五岁了，出身地主家庭，在很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军人，在高加索当过尉官。毫无疑问，他有某种心灵的特色使阿辽沙深为惊佩。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道室里，——长老很爱他，让他和自己同住。应该注意的是阿辽沙当时住在修道院里，还没有受什么约束，整天都可以随便出去，穿修道服也是出于自愿，为的是在院内所有的人当中不显得特殊。自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经常显示在长老身上的那种力量和声誉强烈地影响到阿辽沙年轻的头脑。大家都说佐西马长老多年接待许多人到他那里来忏悔自己的心事，向他渴求忠告和治病的祝辞，——大量的剖白，痛悔，自承，进入他的心灵，使他终于获得了十分微妙的慧性，只要朝来见他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会猜出：这人是为什么来的，需要什么，甚至猜得出是什么痛苦刺伤着他的良心。他在来见的人开口以前，先知道了人家的秘密，这使那人惊讶，惭愧，有时几乎使那人害怕。但是阿辽沙看到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第一次到长老那里去密谈，进去的时候怀着恐怖和不安，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永远是明朗而快乐的，最阴郁的脸会变成幸福的脸。使阿辽沙特别惊讶的是长老并不严厉； 待人接物差不多永远是笑吟吟的。修士们说他的心灵专门亲近罪孽较多的人，而凡是作孽最多的人，他也爱得最深。到了长老临去世的时候，修士们里面还有恨他和嫉妒他的人，但是显得少了，只能保持缄默，虽然在他们中也有几个修道院里很着名的重要人物，例如一个老修士，伟大的寡言者和不寻常的吃素人。然而到底有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拥护佐西马长老，其中很多人是全心全意、热烈而诚恳地爱他；有几个人甚至近于狂信地依恋着他。这类人干脆地，但并不十分大声地说他是圣徒，说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并且由于看出他已接近死亡，因此期待着将会显示的奇迹，以便在最近的将来使修道院获得伟大的名声。对于长老奇迹的力量，阿辽沙是完全相信的，正和他完全相信关于棺材从教堂里飞出去的故事一样。他看见有许多人带来了有病的儿童和成年的亲属，恳求长老抚他们的头顶，为他们读祷词，后来很快地就回家了，有的人第二天就回来，含着眼泪在长老面前跪下，感谢他治愈了他们的病人。到底是真的治愈还是只是病情自然好转，在阿辽沙心目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已经完全相信师傅的精神力量，师傅的荣誉似乎成了他自身的胜利。特别使他激动心跳、喜气洋洋的，是每当长老出来接见等在修道院大门口的一群普通香客时的情景，——这是些从全俄罗斯各处赶来，特意要见一见长老，求他祝福的人。他们匍匐在他面前，哭泣，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土地，大声哭喊，女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捧到他的面前，把害抽风病的女人领来。长老同他们说话，读简短的祷告词，为他们祝福，把他们打发走了。近来他由于时时发病，有时显得十分衰弱，无力从修道室里走出来，于是香客们在修道院里等他出来一等就是几天。他们为什么这样爱他，他们为什么在他面前匍匐，只要见到他的脸，便感动得下泪？这对阿辽沙是不成问题的。噢！他也很明白，对于俄罗斯普通人的温顺的灵魂，对于被劳累和忧愁所折磨，特别是被永远的不公平和永远的罪孽（自身的和世上的）所折磨的人们，见到圣物或圣者，跪在他的面前膜拜，是一种无比强烈的需要和最巨大的安慰。他们觉得：“尽管我们有罪孽，不诚实，易受诱惑，但无论如何，世上某处总还有一位圣者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真理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转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阿辽沙知道，人民就是这样感觉，这样推想的，他明白这一点。至于说在人民眼中，长老是否就是那个保持上帝真理的圣者，他对这一点丝毫没有疑惑，正和那些哭泣的乡下人，把孩子捧向长老的病女人一样。长老圆寂将使修道院得到不平凡的盛誉的信念在阿辽沙心灵里起统治作用，也许甚至比修道院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总之，最近以来，一种深刻的、火焰般的内心的喜悦在他的心里燃烧得越来越强烈。至于这位出现在他面前的长老毕竟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人这一点，丝毫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是圣徒，他的心里有使一切人更新的秘诀，有一种力量，足以最后奠定地上的真理，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就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归来似乎给阿辽沙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他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哥哥比和另一位同母兄长伊凡·费多罗维奇熟悉得更快，相处得更投机，虽然德米特里还回来得较迟些。他极想亲近兄长伊凡，可是伊凡已经住了两个月，他们虽然朝夕相见，但却仍旧怎么也处不来。阿辽沙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似乎总在期待着什么，老有点腼腆；而兄长伊凡呢，尽管阿辽沙起初也曾发觉他用深长、好奇的眼光注视过自己，但不久就好像完全不加注意了。阿辽沙觉察到这种情况心里感到很困惑。他认为兄长的冷淡是由于他们年龄不同，特别是文化差得太多。但是，阿辽沙还有另外一个念头：伊凡对他的好奇和同情这样少，也许是出于一种阿辽沙完全不知道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伊凡在操心着什么，牵挂着某种内心的，重要的事情，努力追求某种目的，也许是很难达到的目的，所以才顾不到他，这就是他所以冷淡地对待阿辽沙的惟一的原因。阿辽沙也想到：有没有看不起他的成分呢？一个有学问的无神派很可能看不起一个愚蠢的小修士。他深知他的哥哥是无神派。如果真的有这种蔑视的话，他本来也不致生气的，但是他到底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惊惶的不安，期待着兄长愿意和他更为接近的时候到来。兄长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带着相当的敬意评论伊凡哥哥，谈到他时总带着一种特别的情感。阿辽沙从他那里得知最近使两位兄长关系密切起来的那件重要事情的细节。德米特里对于伊凡哥哥的盛赞在阿辽沙的眼中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德米特里这个人和伊凡比起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个白丁，两人放在一起，在个性和秉赋方面，显然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也许再也不能想象比这两人更为互相不同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不和谐的家庭的全体成员在长老的修道室内相晤，或者说，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的事情，这个会议给予阿辽沙特别巨大的影响。这次聚会的借口，老实说是捏造出来的。就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由于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闹遗产和财务上的纠纷，双方的不和谐显然已经达到了极点。关系尖锐化了，已经无法再忍耐。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首先好像开玩笑似的出了主意，就是大家全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室里去谈。这样一来尽管没求长老出面直接调停，却到底可以比较得体地谈出点结果来，在这中间长老的职位和面子，也许会起点劝诱和促成和解的作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从来没到长老那里去过，甚至没有见过他，自然以为他们想用长老来吓唬他；但是因为他自己对于近来同父亲争论时所作的许多决裂的举动，暗地里正在深自谴责，所以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像伊凡·费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却另外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刚巧当时住在我们城里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也特别中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种想法。一个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自由思想者和无神派，也许由于烦闷，或者出于轻浮的逢场作戏，竟积极地要参预这件事。他忽然想看一看修道院和“圣徒”。因为他同修道院的长期争论还在继续，关于两方田地疆界，林中伐木，河里捕鱼的权利的诉讼还在拖延着，所以他赶紧利用这点，借口说他愿意亲自和院长谈判，看能不能设法和平了结这个争论。一个怀着这种好意的宾客，自然会比普通好奇的游人受到更殷勤有礼的接待。出于这样的考虑，修道院可能对近来由于害病差不多不出修道室一步，甚至拒绝接见普通访客的长老，施加了一些内部的影响。最后长老同意了，并且定好日子。“是谁让我替他们分产的？”他只是含着微笑这样对阿辽沙说了一句。
阿辽沙听说了会晤的事情，显得十分不安。据他了解，涉讼和争论的两造中郑重对待这次聚会的，无疑地只有兄长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照阿辽沙看来，都是出于轻浮的，也许是为了羞辱长老的目的而来的。兄长伊凡和米乌索夫的来是为了最粗鲁的好奇心，至于他父亲，也许是为了来演一出丑角戏的场面。是的，阿辽沙虽然嘴里不说，却已充分而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我重复一句：这个孩子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等候约定的日子。无疑地，他自己在心里很想使这一切家庭纠纷从速了结。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长老：他为他，为他的名誉发急，生怕有人侮辱他，尤其是米乌索夫巧妙的，有礼貌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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