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上，这个地方，您念一念。”
她把一张放在她的枕头下面的报纸递给阿辽沙。
她不仅是心烦意乱，简直弄得似乎有些丧魂落魄似的，也许她的脑子里果真搅成一团了。报上这段报导写得很有特色，而且无疑是会使她颇受刺痛的，但也许对她说来十分幸运，她这时候简直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说不定过了一分钟甚至会忘记那张报纸，完全跳到别的事上去。至于这个可怕的案件名声已经传遍全俄这一点，阿辽沙是早就知道的，而且天呀，这两个月以来，除了一些忠实的报导外，他读到了多少关于他哥哥，关于卡拉马佐夫一家，甚至关于他自己的耸人听闻的新闻和通讯啊。有一张报上甚至说，他在他哥哥犯罪以后，吓得接受了苦行戒律，闭门隐修去了；另一张则加以否认，反而登载他和他的佐西马长老结伙砸开修道院的钱箱，“从修道院逃之夭夭”了。现在这张《流言》报上的新闻标题是：《斯科托普里贡斯克（唉，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名字 ，我把它隐瞒了好久没说）特讯：关于卡拉马佐夫案件》。那段新闻是很短的，没有直接提到霍赫拉柯娃太太的名字，而且所有提到的人都是隐名的。只是报导说，现在就要开审的、轰动一时的要案罪犯是个退伍陆军上尉，无赖成性，好吃懒做，顽固拥护农奴制，喜欢作偷香窃玉的勾当，对某些“孤寂难挨的太太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有这么一位“独守空房的寡妇太太”，虽然女儿已经成人，却还人老心不老，竟被他牢牢迷住，在罪案发生前两小时，还答应给他三千卢布，要他立即和她一同逃奔到金矿上去。但是这恶徒妄想能逃脱法网，宁愿杀死父亲，抢劫他父亲的恰恰也是三千卢布，也不愿守着这位孤寂的太太那四十岁妇人的徐娘风韵，老远地跑到西伯利亚去。这篇游戏文章照例以对于弑父的暴行和以前的农奴制表示高尚的愤慨作为结束。阿辽沙好奇地读完以后，把报纸折好，还给了霍赫拉柯娃太太。
“怎么不是我呢？”她又嘟囔说，“正是我，正是我在差不多一小时以前曾提议他上金矿，可现在忽然给我来了一句‘四十岁妇人的徐娘风韵’！难道我是为了这个么？这是他故意这样说的！愿永恒的裁判官饶恕他那句四十岁妇人徐娘风韵的话，那么我也饶恕他，但要知道这是……您知道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您的朋友拉基金。”
“也许，”阿辽沙说，“虽然我还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是他，是他，用不着什么也许！我把他赶了出去，……您知道这一段经过么？”
“我知道您请他不要再上您的门，但是究竟为什么，——这个我……至少从您这里没有听说过。”
“这么说，您从他那里听说过了！他怎么说，骂我么，拼命骂我么？”
“是的，他骂您，但他本来对所有的人都常常在骂的。至于为什么您拒绝他上门，——这一点我却并没听他说起过。而且我现在也根本很少和他见面。我们不是好朋友。”
“既然这样，我就把一切事情都讲出来。没有法子，我应该承认错误，因为这中间有一个过节，也许应该责备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过节儿，极小极小，所以也许根本算不上一回事。您瞧，好人儿，”霍赫拉柯娃太太突然做出一副顽皮的神色，嘴角挂上可爱而有点神秘的微笑，“您瞧，我有点疑心……您原谅我，阿辽沙，我像母亲一般待您，……哦不，不，正相反，现在我对您就像面对我的父亲那样，……因为在这件事上说母亲是完全不合适的。……对，我就像向佐西马长老忏悔似的，这样说最正确，这话很合适：我刚才不是就把您叫做苦行修士了么。就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您的好朋友拉基金（主啊，我简直没法对他生气！我是生气而且愤恨的，但是不怎么厉害），一句话，您简直想象不到，这个轻浮的年轻人忽然心血来潮，好像恋上了我。我是以后，以后才忽然注意到的，但一开头，也就是打从一个月以前，他就已经开始常到我这里来了，几乎每天来，以前我们虽也认识，却并不是这样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忽然我仿佛灵机一动，竟开始吃惊地注意到了。您知道，我在两个月以前开始招待一个谦逊可爱而又正直规矩的青年，彼得·伊里奇·彼尔霍金，他是此地的一个官员。您也见过他许多次。他是一个严肃正派的人，是不是？他每隔三天来一次，并不是每天来（尽管即使每天来也没关系），永远穿得极整齐，而我，阿辽沙，总是喜爱有才能而又谦逊的、就像您这样的青年的。他几乎有政治家的头脑，又那么会说话，我一定，一定要替他向别人推荐推荐。他是未来的外交家。他在那天那个可怕的日子，深夜到我家里，简直把我从死里救了出来。可是您那位好友拉基金走进来的时候却老是穿着那么双长筒靴，横在地毯上面，……总而言之，他甚至开始对我有所暗示，忽然有一次，临走的时候，他还拼命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打他握我的手开始，我的腿就忽然痛起来了。他以前也在我家里遇到彼得·伊里奇，您信不信，他总对他冷嘲热讽，老是冷嘲热讽，一直为着点什么对他恶声恶气的。我看着他们两人相遇的情形，心里直笑。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正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对，我当时已经躺倒了，我正一个人躺在那里，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来了，而且您想想看，还带来他写的一首小诗，很短，是写我的痛脚的，那就是用诗句描写我的痛脚。您等等，它是怎么说的？纤足，纤足，痛得可恶。……还有什么句子，——诗我老是怎么也记不住的，——就在我那儿，我以后再给您看。不过写得很有趣，很有趣，而且您知道，那不单是谈脚的，还有道德教诲，美妙的理想，不过我忘记了。一句话，简直可以收进诗集里去的。我自然向他道谢，他也显得很得意。我还没来得及说完道谢的话，彼得·伊里奇忽然走了进来，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就一下子脸色阴沉得什么似的。我看出彼得·伊里奇有点妨碍了他，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拉基金一定有什么话想在献诗之后就向我说的，偏巧彼得·伊里奇走了进来。我忽然把这首诗拿给彼得·伊里奇看，并没有说是谁做的。但是我深信，我深信，他当时已经猜到，虽然至今还没有承认，一直还说是没有猜到；但这是他故意的。彼得·伊里奇当时立刻哈哈大笑，批评起来。他说这是一首极坏的歪诗，大概是哪个教会中学的学生写的，而且您知道，说得那么起劲，那么起劲！这时您那位好朋友非但没有采取笑笑就算了的态度，反而发疯似的狂怒起来。……天啊，我以为他们要打架了。他说：‘这是我写的。我本来是写着玩的，因为我认为写诗是下流的事情。……不过我的诗是很好的。你们那位普希金写诗赞美女人的脚，有人还想给他立碑，我的诗却是有寓意的。您自己是农奴制的拥护者；您没有人道的观念，您没有任何现代的、文明的情感，您还一点没有受进步潮流的影响，您是个官僚，只知道贪污受贿！’我听到这里就喊了起来，求他们不要吵闹。这时，您知道，彼得·伊里奇并不是胆小的角色，却忽然做出极体面的姿态：嘲笑地望着他，一面听着，一面道歉说：‘我不知道。我假如知道，就不会说了，我还会夸奖的。……诗人们全爱生气。……’一句话，在极体面的态度之下，表达出嘲笑的意思。他自己以后对我解释，这几句话都是嘲笑，我还以为他是真的。不过我躺在那里，就像现在在您的面前一样，心里突然想到：假如我因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我家里对我的客人这样不客气地吼叫，突然把他赶走，这究竟对不对呢？您信不信：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心里想，这是对呢？还是不对？却始终不能决定，翻来覆去，苦恼不堪，弄得心都怦怦直跳，心想：我嚷起来呢？还是不嚷？一个声音说：你嚷吧，另一个声音说：不，别嚷！可是这另一个声音刚说完，我就突然嚷了起来，接着就晕倒了。嗯，不用说，自然产生了一场忙乱。我忽然站起身来，对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说：我向您说这话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不愿意再在我的家里接待您了。就这样把他轰了出去。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呀！我自己知道我做得很糟，我口不应心，其实我并不生他的气，主要的是我忽然觉得这样很好，弄出这样一个场面来。……不过您信不信，这场面总算还很自然，因为我甚至还痛哭了一场，以后又哭了好几天，但后来有一天下午，突然之间又把它全忘了。他现在已有两个星期没到这里来，我心想：难道他真会从此不登门么？这还是昨天的事，晚上忽然收到了这份《流言》报。我读了以后，不由惊叫了一声。这是谁写的，当然是他写的，他当时回家以后，就坐下来，写了这篇东西，寄了出去，——人家就给登了出来。前后恰巧有两个星期。但是阿辽沙，我是不是在一味胡说，尽说些不该说的话。唉，这都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来的。”
“我今天特别急着要及时赶到哥哥那里去。”阿辽沙支支吾吾说。
“对，对！您正好提醒了我！请问：什么是精神错乱？”
“什么是精神错乱？”阿辽沙惊讶了。
“司法上的所谓精神错乱。只要是精神错乱，就一切罪都可以赦免。无论您做出什么事情，——立刻会赦免您的。”
“您说这个是指什么事？”
“是这样的：那个卡嘉……唉，她真是个可爱的、可爱的人，不过我怎么也摸不准她爱谁。前不久她在我家里，我一点口风也探不出来。加以她现在只跟我保持泛泛的关系，一句话，只问候问候我的健康，别的什么也不谈，甚至还用那么一副腔调。我就对自己说，随您的便吧，愿上帝保佑您。……哦，对了，现在再讲那个精神错乱：那位医生来了。您知道不知道，来了一位医生？您怎么能不知道，就是那个会诊治疯子的，本来是您请来的，哦，不是您，是卡嘉！全是卡嘉干的事！您看：一个人坐在那里，并不发疯，却忽然发生了精神错乱。他也有记性，也知道正在做什么事，但是他的精神错乱。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定也是得了精神错乱的病。自从设立了新法院，立刻就弄明白了所谓精神错乱问题。这是新式法院的德政。这位医生到这里来过，盘问我那天晚上的情形，就是关于金矿的事情：意思是说那时候他是什么样子？既然一来就喊：钱呀，钱呀，三千卢布呀，拿三千卢布来，然后就忽然跑去杀了人，这怎么还不是精神错乱？他说，我不打算杀人，我并不打算杀人，却又忽然杀了人。就根据这种情况也会把他赦免的，就根据他本不想杀，却竟杀了人。”
“但是他并没有杀人呀。”阿辽沙多少有点不客气地插嘴说。他的心情越来越变得不安和不耐烦了。
“我知道，是那个老头子格里戈里杀的。……”
“怎么是格里戈里！”阿辽沙叫了起来。
“是他，是他，就是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刚打了他，他躺倒了，可以后又爬起来，看见门敞开着，就跑进去，杀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得了精神错乱。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打破了他的脑袋，他醒过来，就精神错乱了，跑去杀了人。他自己说没有杀，他也许不记得了。不过你瞧：最好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杀的，那样要好得多。我虽然说是格里戈里，但是实际上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杀的，一定是他，这样要好得多，好得多！我倒不是说儿子杀父亲是好事，我并不赞成，相反地，孩子应该尊重父母，但是假使是他，到底好些，那时您也不必哭，因为他的杀人是自己也不明白的，或者说全都明白，可是说不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的，他们应该饶恕他。这是合乎人道的，还可以借这事让人看到新式法院的德政。我本来不知道，其实听说早已经在实行了。等我昨天一知道，不由大吃一惊，想立刻打发人来请您。哦，要是他被赦免了，可以一直从法庭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吃饭，我再去邀请些朋友，我们一同喝几杯酒，庆祝新式法院。我并不担心他会闹事，何况那时我要请来许多客人，要是他干出什么事情来，随时都能把他弄出去的。以后他可以在别的城里充任地方调解法官，或是别的什么职位，因为一个人自己遭受过不幸，就会比别人裁判得好些。主要的是现在有谁不是精神错乱呢？您呀，我呀，大家全有精神错乱症，要举例子有的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唱小曲，忽然有点不高兴，就拿起手枪，把遇到的随便什么人杀死了，但是以后大家全宽恕了他。这事我刚刚从书报上读到过，所有的医生都证实了。现在医生们会证实的，他们会证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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