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儿去过新的生活，允许给他幸福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恐怖，精神上又是多么痛苦。而这正巧是在什么时候？正巧是在他一切都已幻灭，什么都已经谈不上的时候！这里，我还要顺便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点，以说明被告当时的处境的真相。这个女人，他热恋的对象，直到最后的一分钟以前，甚至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以前，对他来说还始终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并没有当时就自杀，却放弃了已下的决心，甚至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儿了呢？原来正是那种强烈的爱的饥渴和立刻就可以满足这种饥渴的希望拦阻了他。在狂饮烂醉的时刻，他紧紧黏在他爱人的身边，她和他一同喝酒，在他眼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妩媚动人。他一步也离不开她，欣赏着她，在她面前忘记了自己。这种强烈的饥渴在一个短时间里甚至不仅能压下他对被捕的恐惧，而且足以抑制他的良心的谴责。一个短时间里！唉，只是在一个短时间里！我设想当时罪人的心情是正处在完全把他压倒的以下几种因素的绝对支配之下。首先是泥醉的状态，喧哗吵闹，舞姿杂沓，歌声刺耳，而她，醉颜绯红的她，一面唱，一面跳，醉眼惺忪地向着他笑！其次，是一种使他振奋的，隐约的幻想，觉得注定的结局还离得很远，至少不近，——也许明天早晨才会来逮捕他。这就是说，还有几小时，这已经很多，简直太多了！在几小时内可以想出许多办法。我设想他当时的情形有点像一个罪犯被领到断头台上去处死刑：还须走一条长长的街道，而且是一步步地，从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走过，以后再折到另一条街，在另一条街的末端才是那个可怕的广场！我总觉得，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行刑队伍出发的时候，坐在囚车上面，的确会感到在他的面前还有着无限长的生命。房屋往后倒退，马车一直向前走，——但这不要紧，离开拐上第二条街的转角还远得很，他还在那里精神抖擞地左顾右盼，朝成千上万带着冷酷的好奇心瞧着他的人们看着，还觉得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拐到另一条街上去了。这不要紧，不要紧，还有整整一条街。无论走过多少房屋，他总是想：‘还剩下许多房屋哩。’这样一直到走完为止，一直到广场为止。我觉得卡拉马佐夫当时也是这个情形。他心想：‘他们还来不及赶到，还可以找找出路，还有时间想出抵御的计划，而现在，现在，——现在她是多么的美丽！’他的心里感到模糊的害怕，但是他还能从容地把那笔钱的半数留起来，藏在什么地方，——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他刚从父亲的枕头底下拿来的三千卢布的一半会消失到哪里去了。他到莫克洛叶去已不是初次，他已经在那里喝过了两昼夜的酒。这所多年的大木房有许多堆房和围廊，是他所熟悉的。我总以为一部分钱在那时候，在被捕前不久的时候就藏起来了，而且一定在这所房子里，在地板缝、墙缝里，在某块地板底下，或者某个角落，顶棚下面。——为什么？怎么为什么？灾祸立刻就会发生的，当然我还没有想好对策，我没有工夫，我的脑袋里直嗡嗡，我的心还黏在她的身上，但是钱呢——钱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必要的！人有了钱，到处可以做人。也许你们觉得这时候还会有这样的精明算计是不自然的吧？但是他自己也说过，在一个月以前，在一个对于他也是十分惊惶而不幸的时刻，他曾把三千卢布分出了一半，缝在一个护身香囊里，尽管这话自然是不实在的，我们下面马上就要加以证明，但是这样的念头总是卡拉马佐夫常想的，是他考虑过的。不仅如此，当他以后对检察官说，他曾把一千五百卢布分出来，放在护身香囊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东西），也许他临时想出这个托词来，正是因为他在两小时以前灵机一动，为了避免保存在身边，曾把一半的钱藏在莫克洛叶的什么地方了，以防明天早晨发生意外。两个深渊，诸位陪审员，你们要记得，卡拉马佐夫会一下子同时洞察两个深渊！我们在那所房子里找过了，却没有找到。也许这笔钱还在那里，也许第二天就失踪了，现在还在被告那里。总而言之，他在她的身边被捕，当时他正跪在她面前，她躺在床上，他的两手伸向她，他在那时候忘记了一切，竟没有听见逮捕他的人已走到了跟前。他的脑子里没有工夫准备回答的话。他和他的脑子一块儿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了。
“诸位陪审员，他现在站在裁判官面前，站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人们面前。诸位陪审员，有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在别人面前几乎感到害怕，替他害怕！这就是当一个犯人看见大势已去，但还在那里挣扎，还打算和你们抗争时，我们看到了他那兽性的恐怖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发挥了自己身上一切自卫的本能，为了拯救自己，用怀疑的、悲哀的、锐利的眼光望着你们，琢磨和研究你们，注意你们的脸庞，你们的思想，猜测你们将要从哪一方面进行打击，在惊惶的脑子里闪电似的构想着几千种对付的计划，但总怕说话，怕说错了话！这种人类心灵卑下的时刻，这种心灵的痛苦折磨，这种兽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多么可怕！有时甚至会打动预审推事，使他产生对于罪犯的同情心！而这正是我们当时所曾经亲眼目睹的。他起初吓昏了头，在恐怖中漏出几句对他大为不利的话来：‘血呀！我真罪有应得！’但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说些什么，怎样回答，这一切他还没有准备好，但却准备好了一味矢口否认：‘我对于父亲的死并没有犯罪！’这是暂时先垒起的一道围墙，以后也许还可以在围墙里面再筑起一座壁垒。为防我们进一步追问，他对最初漏出的几句对自己不利的话急忙解释，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指打死仆人格里戈里而言。‘我对于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诸位，谁杀死父亲的？谁杀死的？如果不是我，谁能杀死他呢？’你们听听：他反倒来问我们，问特地跑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你们听到他这句预先说上前的话没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这种野兽般的狡猾，这种幼稚的语气，这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没有？不是我杀的，你们连想都不应该想是我杀的：‘我想杀，诸位，我曾经想杀，’他连忙承认（他说得那么匆忙，实在太匆忙了！），‘但是我到底没有犯罪，不是我杀的！’他说他想杀，是对我们的让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看见，我是多么的诚实，所以你们更应该赶快相信不是我杀死的。唉，罪人在这种场合下有时真会变得难以置信地轻率和轻信。当时，预审的法官们好像完全不经意似的，突然单刀直入地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这一来就发生了正好是我们预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恼火，因为人家抢到了他头里，在他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选好和抓到最适当的时机引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时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出于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己竭力对我们解释起来，说斯麦尔佳科夫决不会杀人，没有杀人的能力。但是你们不要相信他，这只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没有撇开斯麦尔佳科夫，正相反，他还要把他抛出来的，因为不把他抛出来就没有别人可抛，不过他想找另一个时间，因为眼前这个机会暂时被破坏了。他也许要到明天，或者甚至过几天以后才把他抛出来，他会选好一个时机自动向我们嚷起来：‘你们瞧，我自己曾比你们更坚决否认斯麦尔佳科夫有罪，你们自己应该记得，但是现在连我也相信了：这是他杀的，不是他又是谁！’可是在他正阴沉而气恼地否认的时候，一种恼怒和不耐烦的心情却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极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释，说他如何朝父亲的窗内张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离开了那个窗子。这主要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不知道苏醒过来的格里戈里已作出了怎样的证词。我们着手搜查他的身体。搜查使他发怒，却也使他壮了胆：没有找到全部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说，正是在他恼怒地沉默和否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才第一次产生了关于护身香囊的念头。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感到这种虚构是多么难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费尽心机，拼命费尽心机地想使它显得可信些，把它编成一套煞有介事的神话。预审的法官们遇到这类情况，最要紧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不让他有所准备，出其不意地进行突然袭击，使罪犯把他的隐秘的念头十分天真、荒诞而且矛盾地吐露出来。只能用一种方法使罪犯开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经意地告诉他一桩新的事实，一桩意义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情节。这样的事实就在我们手头，早就在我们手头预备好了：那就是仆人格里戈里清醒过来以后所供被告从里面跑出来的那扇敞开着的门的事。关于这扇门他完全忘记了。至于格里戈里会看见它开着，更是完全没有料到。发生的效果大极了。他跳起身来，忽然对我们嚷道：‘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是斯麦尔佳科夫！’这样他就泄露了他的这个主要的隐秘的念头，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泄露的，因为斯麦尔佳科夫只有在他把格里戈里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后才可能杀人。当我们告诉他，格里戈里在倒下以前就看见房门敞开着，而他走出卧室的时候，还听见斯麦尔佳科夫在隔板后面呻吟，——卡拉马佐夫听了真像是挨了一闷棍。我的同事，我们聪明可敬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以后对我说，他在那时候心里可怜起他来，简直想掉眼泪。就在这时候，为了想挽回局势，被告才连忙把所谓护身香囊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仿佛在说，好吧，那你们就听这个故事吧！诸位陪审员们，我已经向你们表示过我的意见，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月以前把钱装在护身香囊里的那套话不但荒诞，而且是极不可信，因为这种虚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想出来的。即使有人打赌想说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来，他也想不出比这再坏的东西了。主要的是，别人可以用一些细节来把这种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压得粉碎，现实生活是永远不乏这种细节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编谎人却总是把它们当做似乎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视，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们在这种时候顾不到这些，他们的脑筋只在那里创造庞然大物，谁敢请他们注意这类琐碎的东西！但是恰恰就在这上面他们被抓住了！人家问被告：‘你缝护身香囊的材料是从哪里拿到的？谁给您缝的？’‘我自己缝的。’‘但是那块布是从哪里拿到的？’被告生气了，他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找他麻烦的小事情，而且你们信不信，他确实是真的生了气，真的生了气！他们这类人都是这样的。‘那是我从衬衫上撕下来的。’‘好极了。这么说，我们明天就会在您的衬衣裤中找到这件撕掉了一块布的衬衫。’你们可以想象，诸位陪审员们，如果真有这件衬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柜里是不会找不到的，而只要我们果真找到了那件衬衫，那就成为一个事实，一个具体事实，证明他的供词的正确！但他是不可能这样想的。‘我不记得了，也许不是从衬衫上撕下来的，我是用女房东的压发帽缝的。’‘什么压发帽？’‘我从她那里拿来的，就在她那里乱放着，一顶旧的布帽子。’‘您记得很清楚么？’‘不，我记得不大清楚。……’他当时那种生气的样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们想一想：怎么会不记得呢？在一个人最可怕的时刻，例如在被押去处刑的时候，会记清的恰恰是这些琐碎的事情。他会忘却一切，但是对于他在路上偶尔看到的某所楼房的绿色的屋顶，十字架上的乌鸦，却记得清清楚楚。他在缝护身香囊的时候，是背着屋里的人的，他应该记得：他手拿针线的时候，怎样感到屈辱地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进来撞见；怎样在敲门的时候跳起身来，跑到隔板后面去，——他房间里有这样的隔板。……可是诸位陪审员，我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所有这一切详情细节告诉你们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忽然把声音提高说，“就是因为被告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坚持着他这一套荒唐的说法！在这两个月里，从他最不幸的那个夜晚以来，他没有做一个字的说明，没有在以前杜撰出来的供词上增添一桩现实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事实。他的意思是说这一切全是鸡毛蒜皮，你们相信我的名誉担保好了！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急于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誉担保也行！我们难道是喝人血的狼么？请你们哪怕指出一件对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来也好，我们非常欢迎，——但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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