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魏遷都洛陽時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齊武帝蕭賾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一六〕『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一七〕二十年，『詔改姓為元氏。』〔一八〕這時向中原遷移的北魏鮮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盤接受漢化的過程，而以中國正統自居了。從高祖孝文帝遷洛，經過世宗宣武帝元恪、肅宗孝明帝元詡、敬宗孝莊帝元子攸、前廢帝廣陵王元恭、後廢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陽王元脩，到孝靜帝元善見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蕭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師遷鄴，是為東魏。從此東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歸滅亡。總計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談老莊，尤精釋義。』〔一九〕『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二０〕『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義。』〔二一〕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篤好佛理，每年常從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二二〕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二三〕但不知當時京城洛陽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００），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０五）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０八——五一二），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００——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二四〕這可以想見最初洛陽龍門三所石窟從景明初到正光四年開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雲崗石窟之後的又一個偉大艱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詡立，是為肅宗孝明帝，而實際政權掌握在母后靈太后胡氏的手裏。她因略通佛義，〔二五〕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肅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於城內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眾。』〔二六〕雖說當時對於出家，對於造寺，也有詔令限制，實際並未奉行。〔二七〕反而洛陽寺塔大大興建起來，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總計至五百所。〔二八〕其中永寧寺的工程最為偉大，耗費之多不可勝計。〔二九〕這可以想見它給國計民生帶來了多大的損害！
北魏群臣單從儒家觀點，或由儒釋華夷之辯，而反對佛教的，先是裴延俊有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三０〕這時李瑒有上言宜禁絕戶為沙門。李瑒斥佛教為『鬼教』，激怒了沙門統僧暹等，泣訴於靈太后，罰瑒金一兩。〔三一〕李崇有減佛寺功材以修學校表。說是『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並減瑤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三二〕這些迂闊空談可置而不論。我們要特別提出來說的，是從國計民生，從人民利益著想來反對佛教的幾個人。先是陽固因宣武帝廣訪時政得失，有上讜言表〔三三〕裏面說：
這時崔光有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佛圖表和諫靈太后幸嵩高表。〔三四〕前表諫人主不可輕動，後表諫不可擾民。後表裏說：
張普惠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三五〕裏說：
更其重要的，是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書公、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三六〕裏說：
全文太長，這裏只能節錄它一部分。案魏書張普惠傳說：『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張普惠手筆。任城王澄奏上，史稱『奏可』。但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釋老志總結北魏時佛法的流行，說：『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０）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據魏書紀傳和釋老志所載，簡要地敘述了北魏王朝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情形。我們倘要進一步研究，就得細讀記載這一時期這一史跡的一部專書洛陽伽藍記了。
四楊衒之與洛陽伽藍記
洛陽伽藍記一書的作者楊衒之，魏書不曾為他立傳，楊或作陽，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書首所署作者官銜姓名是『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書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衒之時為奉朝請』，『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如是而已。或說他做過『期城郡太守』，或說他做了『祕書監』，都不知道確否。〔三七〕據他在書首序文和書尾結語所說，洛陽興建佛教寺塔，從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時開始有白馬寺。到晉懷帝永嘉（公元三０七——三一二）年間，纔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遷都洛陽，陡然大量增加起來。他說：
最盛時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後來到了孝靜帝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遷都鄴城，洛陽殘破之後，還『餘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說：
他把洛陽一地的狀況前後對照，兩兩相形寫來，撫今思昔，怵目驚心！前時佛寺是那樣的多而且那樣豪華壯麗，今日佛寺是這樣的少而且這樣殘破淒涼；前時洛陽是王侯貴臣庶士豪家驕奢淫佚的一大都會，今日洛陽是農夫耕老遊兒牧豎種地息足的一片廢墟。這部書字面上是記洛陽城佛寺的盛衰興廢，文心裏實係作者對國家成敗得失的感慨。雖說佞佛並不一定亡國，而北魏亡國未嘗全於佞佛無關。作者本來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託排佛之意，這就是作者特撰這部書的動機和企圖罷？
廣弘明集卷第六敘列代王臣滯惑解，首敘唐太史傅奕，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為高識傳，一帙十卷，有楊衒之名。卷末說：
我們讀此，知道唐初已有學者認識到楊衒之寫作洛陽伽藍記的基本動機，和他排佛的思想見識。原來楊衒之這部書的特點就在揭露北魏王公爭先恐後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華壯麗的寺塔，乃是『侵漁百姓』，『不恤眾庶』，使當時百姓流了不少血汗纔能成功的。『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不讀伽藍記，不知佛浪費。他是北魏反對佛教最激烈的一個人。他以為佛法無靈，徒然浪費。僧侶假借特權，損人利己。剝削為活，貪積無厭。逃役逃稅，不愛國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雖然他的思想同屬於北朝儒家體系，卻不同於裴延俊、李崇、李瑒之流，反對佛教主要是為儒家衛道著想；而同於陽固、崔光、張普惠、任城王澄諸人，反對佛教側重在為國計民生著想，為人民利益著想。而且他不止在當時上書排佛，為北魏君主效忠，還怕『後世無傳，故撰斯記』，以警告後世一切人。他的見識確是高人一等，不愧稱為『高識』！
他寫這部書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結撰，成為一部體系完整的著作，雖然他還自謙『才非著述』。他說：
我們根據他這部書可以很正確地繪出一張北魏京城洛陽圖，還可以在這張地圖上按照城門方向，城內外里坊遠近，填出書裏所記許多伽藍以及宮殿官署名勝古蹟的地點，都很正確。要不是文字記載有條理，有系統，有很大的正確性，這是可能做到的嗎？伽藍那麼多，他只記錄上大的伽藍，中小的伽藍就要因為涉及年代和事實的纔一起記出，可見其記載時對於主次詳略都有一定的原則。再據劉知幾史通卷五補注篇，稱許這部書的體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從母。）就是說，既能『除煩』，又能『畢載』；既近『倫敘』，又算『該博』。可惜現在這部書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卻原來面目。後人想要還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見功了。〔三八〕陳寅恪先生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三九〕說：
楊衒之寫這部書是否摹擬當時僧徒合本子注的體例，尚待考證；但他曾讀佛書，根據書的內容和後來僧傳的記載〔四０〕可以相信。
五洛陽伽藍記的評價（上）
前人對於洛陽伽藍記的評價實在不多，而且都很簡略。除了劉知幾史通提及這部書僅從某類史書體例上著眼以外，其他都是兼從歷史和文藝兩方面來說的。毛晉綠君亭本洛陽伽藍記跋說：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地理類，古蹟之屬）裏說：
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說：
現在我們就從這部書的內容來試論它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卷二，明懸尼寺條，說：
楊衒之難道不知造橋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為不應該穿鑿誤載，詒誤後學，可以見他要求記載正確的嚴肅態度。同卷建陽里東有綏民里條，說：
他借趙逸的話罵盡永嘉以來二百多年史官，史書『皆非實錄』；當今文人所寫墓碑墓志，『妄言傷正，華辭損實。』要是他也在被罵之列，『慚逸此言』，我想他不會備記趙逸的故事和言論。要不是當時確有趙逸其人，他不會『鑿空』；劉知幾論史那樣嚴刻，也會引據他說的趙逸一事，四庫提要說的不錯。史書要做到『實錄』，談何容易！班固漢書評司馬遷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遷早就為歷史家樹立了光輝的模範。我們對於歷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記載正確，態度謹嚴。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伽藍記記載正確的話，正是這部書有歷史價值的一點。
其次，這部書的主要目的在記北魏京師洛陽四十年間佛教寺塔的興廢，作者卻不孤立地專記這一興廢。好比一髮牽動全身，全身繫於一髮。這一興廢當然和洛陽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興亡有關。而洛陽的盛衰，北魏的興亡，又恰巧單從當時佛教寺塔的興廢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盤地反映出來。總之，這部書主要地反映了這四十年間洛陽佛教寺塔的情況，同時也反映到了當時洛陽這個都市在經濟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況，由繁榮到衰敗的情況；又同時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這四十年政治上軍事上的許多大事，如高祖遷洛，太后臨朝，宦官用事，外藩舉兵，諸王爭立，乃至與南朝關係，四夷關係，都有涉及，尤其是頗為翔實地記載了當時中印間的交通；反映到了一個王朝盛極而衰，禍亂迭起，迄無寧日，至於滅亡。總之，這部書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個時期，一種宗教，同時又是反映一個京師，一個王朝的歷史文學。這是它的最大價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補魏書的缺失，通鑑就曾採用了一些。還有應該特別指出的，即是關於宋雲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這在法顯之後，玄奘之前，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雲家記、惠生行記、道榮傳都已失傳，就靠這部書保存了這份珍貴史料的一個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過祕書監一類的官，熟習政府檔案，留心當代藝文，又曾有深入社會的生活實踐，了解現實，而又重視民間口碑，重視歷史遺蹟，我想他對於史料的搜集未必這樣豐富，對於史料的組織未必這樣完密。就提供史料來說，他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關於北魏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這也是他這部書有歷史價值的一點。
六洛陽伽藍記的評價（下）
再，單就這部書的文學價值來說，我們已說過這部書的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學，可算第一流的文學作品，現在不妨把它作為遊記小說來讀，作為特寫或報告文學來讀。作者在北魏末年重遊亂後殘破的洛陽，首先引起他回憶和注意的是先前壯麗繁多的佛教寺塔。他歷遊城內、城東、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採摭見聞，寫成五卷。寫時既以佛教寺塔為中心，重點突出，又多用注釋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覺他是寫遊記。當他尋訪佛教寺塔，十不存一，憑弔遺蹟，棖觸萬端。佛法無靈，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宮殿，公侯第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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