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像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 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谟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于政治的行动。”（《一九○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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