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剀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像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释，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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