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二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内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 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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