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 一九二五一〔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 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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