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源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的箝制与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必然是长期的现象；果然蒋、桂战争之后，继以蒋、冯冲突，现在这种冲突更加扩大，一方面是倒蒋派的军事行动，在北方是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其〔祺〕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挟中央政府军权和中央党权来讨伐“背叛中央，破坏编遣”的人们。这次冲突以至爆发战争的原因和前途，以及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自己阶级的观点上，对此次战争应取如何的态度及政策，亦即当面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以下的意见。
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深入了普遍了全中国，甚至僻远的农村都必须依赖市场，它们利用关税制度，以巨量的廉价商品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的中国简单的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中国本国的工业资本未能自由发展到统一全国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并巩固统一全国的统治；因此，目前的南京政府还未能以东南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为中心力量支配全中国；因此，旧时的军事系统得以结合并代表各地方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争取支配全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便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关系，做其直接代理人。
中央为掩饰其政治路线破产（在蒋、桂战争时所暴露出来的），最近的通告仍然牵强附会的说：“战争是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像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不但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剥削农民的方式仍袭用封建陈法，而它们（买办、地主）都已经不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阶级，所以它们在经济上都没有和资产阶级根本对抗的不同政纲；并且由中央自己在另一政治报告中也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分析取消了：“在反蒋与蒋系的两个军阀的营垒中都有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力量”。
帝国主义者为伸张其在中国的支配力量，除了箝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操纵利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此次反蒋冲突中，很明显的要利用这个冲突，一面援助北方反蒋派以巩固它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圈，一面要挟南京政府开始订约谈判，以便获得最惠国的待遇，并逼迫南京政府通令取消检查日货。但这决不能像中央所说：“帝国主义间在中国相互冲突，这是中国军阀战争之最根本的动力，蒋与反蒋的战争，完全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所促成。”甚至机械的说：北方张、阎、冯是代表日本，南方桂系与改组派代表英国，蒋代表美国，这中间又“确有英日联合对美的趋势”。这种机械的见解已屡次发布于党的文件中，而屡次由事实证明其不确实，这也是中央根本路线破产之一端。假如说中国之不能统一，根本是由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是无异议的。假如说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末，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破了日本的势力；这岂非滑稽之至！事实是这样：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除涉及地方利益需要直接支配当地的政府外，总的方面，它们都要争着挟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权，以巩固并伸张其势力，同时，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南京政府，自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在“各个投降”的政策之下过它的生活，只有站在这样的观察上，才可以解释南京政府自解决宁案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各帝国主义对它的态度。
由于我党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造成一九二五一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结果，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外，国内问题什么也不曾解决，资产阶级不但不敢丝毫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之更加巩固。中国整个的资产阶级生产力既无法脱离帝国主义的箝制，除加紧剥削下层民众外，只有相互牺牲别省别系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这次战争以及从前的蒋、桂战争和将来的战争，都是各地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现，决不是什么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军阀混战”。同时，因为工农的暴动与反抗，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来镇压，现时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军事独裁，都正合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它们在现状下唯一可能的形式，否则它们便无法统治这些几千百万被压迫剥削的饥寒奴隶，维持它们榨取剩余价值的来源。这种军事独裁，虽然足以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些部分的资产阶级也感觉不便，因为它有时也侵犯到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或增加负担，但是它们为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各派资产阶级（无论买办、官僚、地主、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等）都一致忍受军事独裁，而不计及有所不便，所以此次战争的前途，以及将来资产阶级内部各派战争的前途，无论此起彼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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