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史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像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覆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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