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敝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史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哄，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史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史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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