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史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史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就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名其妙”。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新发明的攻击异己的武器。例如国民党大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欺骗民众，妄以他自己为革命之化身，凡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分子。
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
全世界各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国还都有封建的遗迹和袭用封建式的剥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过他；可是国际及中央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这种残余当做革命之目标，把压迫革命的主要的当面死敌——资产阶级势力轻轻放过，把资产阶级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仿佛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要革命的，他永远不应该反动，一反动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其结论必然是：中国在将来或现在，除了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因此，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附注三）。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附注四）；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钳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像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领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钳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像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账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附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史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殁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史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史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史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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