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史大林的及类似史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注一）史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〇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正确的，但未〔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之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〇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愿藉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附注二）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指是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附注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达梯夫为首的一部份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太早，说他们是冒险。
（附注四）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附注五）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的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附注六）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及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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