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放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陶初云。他本来没有多少空闲，打了几次电话，初云推来阻去，一个多月没有见上一面。初云是金山大厦设计服务组的，不过很少来工地，她来的几次，恰巧潘鸣放又不在。她总是蜻蜓点水似的在工地转一圈，半个小时没影儿了，万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而潘鸣放是2000多人的土建公司经理，手上有20多个项目，工地遍及ｓ市，以及抚顺市鞍山市大连市，他在俄罗斯远东的纳霍德卡市还有100多人。他不可能整天呆在金山，尽管这里是重点工号，是他最关注最花心血的。整个东建总公司都关注着金山。潘鸣放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缠初云，尽管一有空闲就会想起她。
施工并不尽如人意。第一是进度上不去，第二是质量出了问题。一公司闲人多，生产率低，工期延宕了两个月，负3．8米层的七根柱子混凝土标号打错了，是重大质量事故。这件事在整个东建造成了影响，不仅是东建，在整个ｓ市的建筑业中造成了影响。陶总在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指名训斥他，怒不可遏。这几天他十分紧张，有消息说陶总要将他免职。他虽是陶总的爱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故，陶总“挥泪斩马谡”，也不是没有可能。潘鸣放想来想去，当务之急是面见陶总，而不是他的女儿初云。
处级干部会的第二天，潘鸣放早上先到冶炼厂工地转了转，然后驱车赶到总公司。他上楼进了经理办公室，看见办公室侯主任坐在他的皮转椅上。
“小潘，今天来请罪了？”
潘鸣放咧咧嘴。办公室主任不但是领导肚子里的虫子，而且要了解下情。
“我算计你今天该来了！”侯主任又说。
“陶总在吗？”潘鸣放悄声问道。
“在，你去吧！”
潘鸣放走进陶兴本的办公室。正是仲春的好天气，办公室朝南两个大窗，上午的阳光斜射进来，一道道光柱如同水柱一般流泄，形成一片光雾。陶兴本坐在光雾后边，戴一副花镜读一个大本子，那是全公司的月计划表册。潘鸣放不敢坐，也不敢吭声。紫黑色的大写字台紫黑色的皮沙发显出一种威严。正面墙上是一幅毛泽东60年代在北京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彼此笑容可掬的照片，照片下面是沈延毅的一幅行书，写的是杜子美著名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苔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办公室北面墙是一溜书架和文件柜，南面墙角放了好大一盆龟背竹，有两米多高，每一张多孔的叶子都有棋盘大小。整个房间没有多余的装饰，显得严整、温暖、平实和陈旧。
“小潘，送检讨书来了？”陶兴本摘掉眼镜，问道。
“我是来检讨的——陶总没说写检讨。”
“没说就不写吗？”
潘鸣放越发紧张了。
“陶总要检讨，我明天送来。”
“是啊，你小潘要检讨，我也要检讨。金山工期拖了多少天？”
“28天。”
“网络计划写的是32天嘛！”
什么事情想要瞒过陶总不容易。潘鸣放看看陶总，掂量着哪句话要辩解，哪句话不能辩解。陶兴本的头发向后梳，前额突出，双眼明亮。据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有“豹子头”的绰号。
“设计影响刨掉四天。”潘鸣放先辩解一句。
“你怎么还不坐下？你想对付几句话就溜？”
潘鸣放坐下。陶兴本拿起桌上的三五牌香烟，先递一支给潘鸣放，然后自己点上一支。潘鸣放点自己的烟，这支烟使他的紧张缓解了一些。
“你有两个主力队在金山，怎么干不上去？”
现在不能辩解，陶总怎么训只有受着。
“现场有多少人？”陶兴本又问。
“将近1000人。”
“一公司多少人？”
“500多人，那些是雇的民工。”
“这两个队还有别的项目吗？”
“没”
“一线干活的一公司工人有多少？”
“250多人。”
“好，我来给你算帐：两个主体工程队，每个队350多人，总共700多人，可是在一线干活儿的只有250多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人都到哪儿去了？现场干活的，每天的工时利用率不到四小时，而民工实行计件，每天干12个小时。这就算出来了，先乘上一个三分之一，再乘上一个三分之一，你们的劳动效率，是民工的九分之一。还有机关150多人，还有离休退休700多人，这些人都要一线负担。这样的体制，这样的‘大锅饭’分配方式，怎么会有竞争力！这和58年人民公社大食堂本质上一样，最后吃光吃黄拉倒。小潘，是这么回事吗？”
陶总这会儿不是在训斥，而是在检讨自己，检讨东建。他用人民公社来比喻。他是那个时代的人，而那时候潘鸣放刚刚出生。从1957年的大鸣大放到1958年的大跃进，这就开始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接一个的轰轰烈烈的灾难。这是上一辈人的历史。
“是所有制问题。”潘鸣放想把话说得简要而又有一定的深度。
“对。你有什么办法？”
潘鸣放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党委书记金帅邦走进来了。
“帅邦，来，请坐！”
陶兴本打着招呼，并不站起来。金帅邦是老五届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从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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