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潘卫东来到北京火车站。天气很好，几缕白云悠悠飘在天空。面对东长安街一座座崭新的高楼，北京站显得十分破旧。广场上人头汹汹脏乱不堪。钟楼上奏响了《东方红》的曲子，更让人想起破旧的年月。他没有买月台票进入车站。他不知道鸣放的车厢是几号。如今铁路客运繁忙，每次列车要加挂好几节车厢，在中等以下的车站，列车的头尾停在月台之外。上月台很难找到鸣放，他只有在出站口等。他买了一杯可乐，又买了一份《北京晚报》。出站口有许多接站的人，有人举着牌子。旅馆拉客的人也举着牌子。54次还没有到，他喝完可乐站在人丛中看报。
广播里告知54次晚点20分。还算好，不要等太久。这儿人太多了，很可能彼此看不见。如果找不到，鸣放只好打电话，玉梨等在家里。没有手提电话机了，手机早在ｓ市卖了。鸣放会看见他的，他有身高的优势。
看完报纸天色已暗。54次到了，人们涌出出站口。鸣放一眼就看见他，扬起手。但是鸣放的箱子卡住了，他费了一番气力才拽出箱子。
“哥哥！哥哥！”
卫东好久没有这样叫了，自从上了大学，他一直是叫“鸣放”的。鸣放没有变样儿，比过去稍稍胖些。
卫东接过鸣放手中的箱子。和鸣放同来的有五、六个人，卫东只认识其中一个叫“老褚’的，去年为了银河大厦的装修，卫东和他打过交道。
“哥们，听说在北京混的好啊！”老褚拍着卫东的肩膀说道。“进了洋行了！”
“洋行也是打工的！”卫东说道。
“卫东，老褚现在是一公司经理了！”鸣放介绍说。
老褚他们去旅馆，拿走了鸣放的箱子。他们在广场上分手。
“卫东，明天一起去东来顺涮锅子啊？”老褚说道。
“好啊！”
兄弟俩告别众人进了地铁。卫东问起父母，鸣放说两个老人都好，家里没啥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红旗，那一阵子她有点不正常了。”
“为啥？”
“因为陶总的死。”
“你是说红旗？”
在摇蕩的车厢里鸣放的话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是啊！”鸣放是怜惜的嗟叹的口气。“东建的变化也大了，就像经历了一次大地震！说起来话长啦！”
他们在车上来不及细说。他们在车公庄下了地铁，卫东叫一辆夏利车，开到老虎庙。
当他们走进家门的时候，玉梨已经摆好了桌子。她把家收拾的焕然一新，自己也精心打扮了一番。窗帘换了，台布换了，还有一大瓶嬌黄的意大利菊。玉梨穿一件黑色晚妆裙，这裙子是宽腰身的，可以遮掩她的身体。她的头发盘高了，脸上上了浓妆。她嬌小玲珑打扮起来算得上漂亮。
“大哥！”
她的表情还是个孩子。
“你的小窝挺不错的嘛！”鸣放是衷心赞叹的语气。“还是北京人啊——咱们ｓ市人到底土气！”
鸣放用这样的方式称赞了女主人。
卫东让鸣放洗洗脸随后开饭。玉梨拿出一瓶洋酒一瓶五粮液。凉菜摆在桌上。他们喝了一口酒，玉梨回到厨房做热菜。
“鸣放，你说红旗咋回事儿？”卫东问道。
鸣放大口吃着菜，又一仰脖喝干了杯中酒。他在体验一种畅快。
“红旗和陶总的事，媽的，我原来一点不知道。”
“我有点感觉。”
卫东想起钱芳芳出车祸的那天夜里的事。
“是红旗自己说的。红旗说，是她害死了陶总！”
“她跟你说的？”
“不但跟我说，还跟陶初云说！遗体告别那天，她当场昏过去了。你想那个场面，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你不该让她去。”
“谁知道啊！这以后才知道的。”
“后来呢？”
“我们不让她自己过，让她搬到老太太那儿。她不干。后来陶初云去陪她住了一个月。陶初云真是难得！人家死了爹，还要来安慰你！没有第二个女孩儿能这样！”
鸣放提起初云，这是他和鸣放共同爱过的女孩儿。鸣放不称“初云”不称“云云”故意称“陶初云”，但是一派深情溢于言表。鸣放和初云有更深的交情。他干了第二杯酒，这一回不是畅快而是苦涩。
“初云姐儿俩不是去南方了吗？”卫东说。
“是啊，陶总家一个人没有！陶总太太去厦门了，不知道地址电话。说来也巧！出事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在陶总家，有崔经理，有陈主席，有小侯，商量怎么找人。正没主意，陶初云来电话了。她从海口打过来，找她爸。她和末雨从三亚回到海口，正准备到厦门去。哎，她爸已经不在了！电话里一声撕裂的哭声，啊，啊，那个哭声！我们在场的人都跟着掉了泪。第二天她们飞回来了。”
玉梨端了两盘菜进来。
“看你们哥俩说的好热闹！”
“我们说ｓ市的事儿呢。”鸣放说道。
玉梨放下菜转回厨房。
“钱芳芳呢？”卫东又问。
“那时候没敢告诉她。过了新年，陶初云到厦门把她接回来了。”鸣放干了第三杯酒。
“陶总的太太也受不了！”
“哎，人已去了。有啥办法！”
“陶家亏了有初云啊！”
卫东想到最后一次见初云是在北陵的小岛上，那一次他失态了。她的偶然出现就像一片霞光从天而降。这霞光刺痛了他的双眼，也刺痛了他的心。他痛惜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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