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云小姐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与众不同，首先不是旁人对她的看法，而是她的自我感觉，她的傲气，她的独树一帜的处世态度。当然她有骄人的天赋，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一个出手不凡的青年建筑师。当今的年代是大兴土木高屋建瓴急功近利一掷千金的年代，全中国从南至北就是一个大工地，没有哪一个行业如建筑业发展得如此迅猛，如火如荼，也没有哪一类专业人员如建筑师般紧缺，应接不暇，踌躇满志，无限风光。知识的价值在建筑师的笔下陡然升值，一个粗浅的创意，一张花哨省力的渲染图，便可换得相当于几年的工资收入。这是初云上大学选中建筑学专业始料不及的。如今，初云小姐的收入比不上享有盛名的一流建筑师，但是与年轻人相比，与出卖知识才能而不是获取剩余价值权力价值的人相比，初云完全可以满足。想当初上大学买辆自行车犹觉囊中羞涩，如今出门，她是完完全全的“打的”族，绝不多走半步。在她看来，十块二十块的“打的”钱，再合理再公道不过了。
自命为现代人的初云当然也有她的烦恼。最大的烦恼莫过于男人的纠缠。初云是随时随地可以引起男人兴趣的女孩，而她的职业和社交范围又多是在男人圈子里。并不是事业有成的男人都对女人有兴趣，而是事业有成同时对女人有兴趣的男人围在初云身边罢了。这些男人，各自有对付女性的办法：有的粘粘乎乎，没完没了；有的直来直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的将慾擒之，故先纵之。初云并不畏惧男人，她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她只是有些烦恼罢了。
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何不踏青而去，一睹明山媚水，一抒胸中之块垒？五月的一个星期天，初云准备独自春游。她要躲开所有男人，她要去写生，她要去北陵东陵。大清先祖的陵寝殿堂严整，古木参天，是写生的好去处。初云家在崇山路，离开北陵不远，要说春游，该去东陵才对。去东陵就要早起，牺牲每星期仅有的可以晏睡的一天。她还要看天气如何，否则不能作画，白跑远路。初云上学时候以素描和水彩闻名全校，在上海青年美展中得过二等奖。毕业以后很少画水彩，平时趴图板画的是建筑图，再就是画糊弄业主的渲染图。渲染图好画，建筑主体画出来，用不着多少颜色，流行高调子嘛。周围的景色用旧画报旧挂历剪剪贴贴，拼拼凑凑。建筑画不能算艺术品，哪一张建筑画登的上大雅之堂？建筑画是设计的预想图，至于名家笔下的各式建筑是另外一回事。你看过康斯太勃的《东方伯荷特教堂》吗？你看过透纳的《凯威来城堡》吗？那才是真正的风景画！那才是真正的水彩画！
初云星期六晚上为第二天的出游做好准备。她找出画夹、画笔、颜料盒、调色板、三脚凳，找出几张英国产的360克布纹水彩画纸，那是一个朋友在东京新宿的川崎百货店为她买的。除了作画的家什，还有女孩子出门的行头：一袭赭红色牛仔布套裙，一顶朱红色宽沿贝蕾帽，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一个星期天太少，最好有一个假期，画它一批，去大连，去青岛，或者去南方。上大学的时候，系里有一位教水彩的女教师，她的青岛暑假写生画展，全校师生啧啧称赞。
星期天初云起个大早，爸爸媽媽妹妹还在梦里。电话响了。
“喂，找谁？”
“找你。”
“我是谁？”
“你是陶初云。”
“哈，听出来了，你是潘卫东！”
这家人家，老大潘鸣放，反右派那年出生的；老二潘红旗，反彭德怀那年出生的；老三潘卫东，反刘少奇那年出生的。有趣的是他们的爸爸是早年留学英国的工学博士，竟给孩子起这种名字！
“潘老板，有什么事？”
“别跟我犯酸了。”
“废话！”这是初云对待一切令她不快的话的答话。“对不起，我现在要出去了。”
“你去哪儿？”
“你别管！你有啥事儿？”
“和你的会。”
潘卫东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那一路。
“我今天没时间！”
“我有时间。”
“废话！”
“你到底去哪儿？”
“你别管我去哪儿——我去写生。”
“我送你去。”
“我马上走。”
“我就在你楼下。”
这小子！他有汽车，有手提电话，跑到你楼下来纠缠！初云看看窗外，潘卫东倚在豆绿色桑塔纳汽车的屁股上。好吧，叫他送！
初云背一个大包，再背上画夹，下了楼。
潘卫东1．90米的个子，赫姆斯本西装上衣，法兰绒褲子，有几分英气。他的身胚子叫人想起迈克尔·乔丹。不过他长得不黑，倒是更像施瓦辛格。他看见初云出来，便把电话机揣进口袋，好像藏起作案的工具。他用另一只手打开了车门。
“咱们去哪儿？”
“谁跟你‘咱们’？”初云偏过头。“你不是送我吗？”
“送。
“去东陵。”
“看来真要画画儿去！”
“难道是假的？”
潘卫东是东北建筑大学毕业生，学给排水的，比初云高一届。在学校潘卫东是名人，在“**”风波大闹了一阵。潘卫东当年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大红大紫了几十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系狱一年，至今不发毕业证书。潘卫东出狱以后跑到南方去混。他真有铤而走险的胆识，向朋友借了两万块钱，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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