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句更为简洁的话表达了出来：“为人类工作”。秘密订婚
马克思和燕妮于1836年秘密订婚。当年马克思18岁，燕妮22岁。
他们是童年时親密的游伴。当马克思12岁进入中学的时候，燕妮已是16岁的少女。被父母引进了社交界。她出身名门，美丽而又有教养。在舞会上被人们称为“皇后”，在别的交际场合，她也是被注视的中心。她的身边总有一大群爱慕者和追求者，其中有官宦子弟、青年贵族、英俊军官……但没有一个人能博得她的欢心。她追求的不是世俗的荣华富贵。她有卓越的才智，纯洁的理想。只有胸怀大志，愿为崇高事业献身的勇士，才是她所要选择的人。当她出入社交界几年以后，她的心落在了已长成为青年的马克思身上。她了解他的才华、性格和南向。而在已萌发了对爱情的向往的年轻的马克思眼中，美丽而心灵丰富的燕妮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女性。但他对她的爱只是默默的，因为他顾虑到两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也看到了她身边那一群家庭条件和身份都远较他优越的追求者。和燕妮虽然不缺乏接近的机会，他却不敢向她倾诉自己诚挚、纯真的感情。
马克思的姐姐，燕妮的好友索菲娅理解这两个在暗中相互爱恋着的青年人。通过她的沟通、帮助和安排，当马克思读完大学第一年后的夏天，他们才各自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和心愿。燕妮接受了马克思的求婚。这件应该欢庆的喜事当时却只能严守秘密。知道这事的除了马克思的姐姐外，只有他的父親，因为燕妮对婚姻的决定同她的家庭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
她的父親威斯特华伦，虽然在思想上比较开明，也很欣赏马克思的才华，但还是很难完全摆脱门第之见。燕妮的母親则更是顽守贵族的传统观念。燕妮还有一个异母兄弟，比她大15岁的斐迪南，更是思想顽固。他们都不会同意这门親事。燕妮接受马克思的求婚，是冒着和家庭破裂的风险的。而且，她也不是完全没有预见到她和马克思结合以后风险莫测的未来。但是，她断然作出了她的选择。从中可以看出她对真正的爱情的含义的理解，可以看出她对马克思的信任，也可看出她的坚强的毅力。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读了一年后，转学到了柏林大学。这是遵从他父親的意见。这样他就不得不与刚订婚的未婚妻分离。
到柏林大学后，他学习很用功，同时怀着炽热的心情眷恋着燕妮。使他苦恼的是，他不能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情怀。因为燕妮已与他约定，在他们的婚约没有得到承认并正式宣布以前，她是不会和他直接通信的。她不愿父母受到刺激，也不愿为那些喜欢拨弄是非的人提供诋毁她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常常焦急不安和恍惚不定。正像一些在热恋中的青年一样，他将他的[jī]情通过诗的形式表达。他手写了三本诗，分别题为《诗歌集》、《爱之书》（第1部）、《爱之书》（第2部），先后献给了在远方的未婚妻。从诗的艺术看，它们并不是很好的，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但作为真诚的爱的表白，它们是珍贵的。燕妮读到这些诗时，常常感动得哭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将它们珍藏着，直到她的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来没有给人看过。
燕妮也日日夜夜怀念着远方的未婚夫，也因为不能和他直接通信而痛苦不安。她只有常常到马克思家里去，从马克思的父親和他的姐姐索菲娅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温暖，并得知一些马克思的情况，而且她也有许多心里的话要悄悄地对索菲娅说。索菲娅了解她的心情。她十分疼爱她，总是让她在自己家里呆得久一些，她除将马克思的近况告知燕妮外，还写信将燕妮的情况告知马克思，作为他们之间感情和情况交流的桥梁。
老马克思当然以有这样一个儿媳而高兴。他告诉马克思，他“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她”。他信任燕妮的坚贞的感情，他告诉马克思，没有任何王公贵族可以动摇她的决心。他充分认识到燕妮所付出的代价。他写信给儿子说：“以她的才华，她为你所作的牺牲，绝不是寻常女子所能做到的。”但是，老马克思的心情又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希望儿子不要陶醉于爱情而影响了学业；更主要的是，他觉察到了儿子在政治方面愈来愈激烈的倾向，预感到儿子的前途是充满了风险的，他为儿子忧虑，也担心儿子不能给燕妮带来幸福。
马克思和燕妮，在整整经过七年以后，才得以冲破重重阻碍，克服种种困难，正式结婚。后来的事实证明，老马克思的预感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所经受的磨难和风暴，远远超过了老马克思的估计。但是，燕妮对自己的选择——对爱情的选择，也是对生命道路的选择，终身无悔。有一点，那可能是老马克思百思不解的，即：燕妮认识到丈夫所从事的事业（那也成为了她的事业）的伟大意义，因而，她从自己的奉献和牺牲中，得到了最高意义上的幸福。大学时代
中，开始就这样说：“在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明确地指出新生活的方向。”可以看出，他是意识到大学生活对他的重要性。
他开始进的是波恩大学法律系。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风不好，学生们大都过着放蕩不羁的生活。马克思多少也沾染到这种习气。他有时和一些同学到一家名为“白马”的酒店喝酒，还因夜间醉酒喧闹被学校关过一天禁闭。还有一次和一个贵族同学拔剑决斗，他左眼上方的伤疤就是当时受了轻伤留下的纪念。从他父親当年给他的信中看来，他的花费是很大的，以至引起了父親的抱怨。但他学习还是很努力，得到了老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功”的评语。在课外，他还阅读了不少科学专著。
第二年，父親决定让他转学到柏林大学。他希望儿子脱离波恩大学学生们的那种浪蕩生活习气。马克思当时刚和燕妮订婚，实在不愿离开未婚妻，也不愿离开风景优美的故乡。但他不能违背父親的旨意。他于1836年10月乘坐邮车，沿着秋天的道路走了5天，几乎横穿整个国土到达了柏林。
柏林是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而柏林大学又是思想斗争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黑格尔不久前在这里讲过学。马克思进校时，许多讲座还是由他的门生主持。
这所大学的学术空气浓厚。马克思喜爱这里的学习环境，生活作风变得严谨了。他选课并不多，课外攻读了大量学术著作。由于学习刻苦，也可能由于初次离开燕妮后心情的波动，有过许多不眠之夜，健康情况逐渐变坏。在读完第一学期之后，他接受了医生的劝告，到郊区一个渔村度过了整个夏天。
那里环境幽静，空气新鲜。他一面休养，一面还是埋头读书、思考，主要是钻研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从而领会了辩证法的奥秘，这对他后来科学地从事学术研究是大有助益的。
不久，他参加了当时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团体——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们对德国落后的状况和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不满。他们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宗教——普鲁士君主专制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是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一位大学时代的成员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容貌：“他前额很高，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有一个轮廓分明、略带刚硬的口形。这种面貌证明了一种强烈地表现出来的严肃、坚定而果敢的性格。”他以非凡的才能、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分析力，博得了那些较他年长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称颂，成为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
1839年起，马克思埋头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着重研究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他之所以把这三派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因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发展，都是自己时代的自由思想的体现。1840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宣扬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为伊壁鸠鲁这一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公开反对信仰上帝的人的无神论辩护。他坚决反对使科学服从于宗教，给人类自由思想套上枷锁的任何企图，这也就是向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和封建制度宣战。在论文中，他还阐明了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原则。他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那就意味着哲学应当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同时哲学也在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不断得到发展。这里已经包含着他后来科学地阐明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原则的萌芽。
这篇博士论文中仍然持有黑格尔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已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远远地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所能达到的水平。
1841年3月，在博士论文已完成后，他写了一篇充满战斗[jī]情的序言，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他公开宣布自己是同宗教誓不两立的无神论者。他推崇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他敬爱的普罗米修士，那个将天火送给人类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称他是“哲学历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他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并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回答那些为反动势力效劳的人：也不愿受人奴役；我宁肯被锁在岩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他以普罗米修士的高尚的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自己的力量。而普罗米修士的命运也正象征着他自己将来的命运。为了让真理的火去点燃受难者的心灵并使他们获得解放，他宁肯终生承受流亡、贫困的折磨，宁可面对风暴雷电。与普罗米修士不同的是，他不是被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而是自愿锁在岩石上的。
1841年3月，马克思大学毕业。当时普鲁士处在国王威廉第四的统治下，这是一位“最伪善、最狡猾的”封建专制君主。那些敢于发表共和主义言论的大学教授受到暗探的监视，不少大学生由于发表政治讲演而被逮捕。一些进步的教授因而纷纷被迫离开大学。马克思原打算到波恩大学执教的，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转移到了新闻战线。
1942年初，他写成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个在1841年底颁布的检查令以其表面漂亮的言词蒙蔽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表示欢迎。但马克思却雄辩地揭露了这个新的检查令的欺骗性、虚伪性，及其反动的实质。最后他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体系。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书报检查的限制，这篇文章当年没有可能在普鲁士发表。
接着，马克思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莱茵报》是由自由资产阶级在科伦创办的，他们吸收了一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编辑工作。马克思认为可以将该报作为宣扬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阵地。但原来的主编还不足以胜任这一职责。1842年10月，马克思正式接任为主编，他当年只有24岁。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报纸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订户增至3400多户，不仅超出了莱茵省，也超出了普鲁士。
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他当主编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已日益明显。他不赞成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哲学上的批判看作就是目的，而不是把这种批判同公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报纸必须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在《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通过具体事实来揭露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了驳斥政府对他的“歪曲事实，诽谤政府”的指责，马克思曾到摩塞尔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接触农民，深入了解他们的贫困状况。
在当时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牌号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要办《莱茵报》这样一份报纸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既要坚持立场，揭露现实，指明方向，又要对付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和官方不时的指控。马克思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利用一切从事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使“形式”缓和一些。而有时，他还有意作弄那些检察官。——他坚守在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反动政府终于不能容忍，在1843年1月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这立即在莱茵省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国王撤销查封的命令。摩塞尔河沿岸的农民也纷纷请愿，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散布过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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