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航行中可以停泊的港口，使他的精神可以得到温暖的巢穴。他和家人相依为命。虽然他有时也哀叹，由于他所选择的道路，给他的親人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他的親人们对他却从无怨言，并以他为骄傲。
马克思的家，也是朋友们相聚的地方。他一家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其中的第一位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9月结束了他在公司的一切事务，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朝夕相处。恩格斯自己没有孩子，他把马克思的女儿看作是自己親生的女儿一样，而她们也把恩格斯看作是自己的第二父親。无双的联盟
不仅马克思的女儿们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父親，马克思也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自我”
从1844年8月，他们在巴黎那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起，就奠定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是以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为基础的，因而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他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就愈益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他们的友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媲美的例子。
马克思曾写信给拉法格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事业。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要是我能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表现了一个伟大战士的情怀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然而物质上的困乏仍然是一种恼人的沉重的压力。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经常的援助，马克思在他的事业上和学术研究上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如我们所知道的，有多少天才终究在贫困中被折磨得难以发挥其才智和能力，并郁郁以终。
当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放逐来到布鲁塞尔时，囊中空空，当时恩格斯就立即伸出友谊的手。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至少，不能让那些狗东西因为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难而高兴。”马克思于1849年流亡到伦敦后，除了有一段时期为美国的《论坛报》定期写稿，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外，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因而长期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苦斗。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他于1850年从伦敦迁居到曼彻斯特，到一所公司任职。开始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收入也并不多，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出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给马克思汇款。许多年后，当他成为公司的股东，就不断地汇寄大笔的款子。他对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厌恶的，称那为“该死的生意。”但他宁可忍受这种桎梏，是由于“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而马克思在一封向恩格斯求援的信中说：“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姆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身起来的，就是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这样谈到过自己的心情：“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卓越的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方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一切琐碎的忧患。”以马克思这样富于自尊心的人而不得不接受朋友的援助，而且意识到朋友为他而浪费了自己的才能，他当然会感到痛苦的。正如梅林所说：恩格斯作出这样的牺牲和马克思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他们虽同在英国，却长达20年之久分居在伦敦和曼彻斯特，见面的机会很少。而每当恩格斯来信说将要来作客时，马克思和他的全家都以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的来临，如同期待一个节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频繁的通信，来往的书信有1300多封，除了谈生活状况外，还探讨了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理论财富。列宁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表明他们全部通信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说：“我高兴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提琴手”。他认为，能够与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想都极快”。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这两位彼此相知极深的朋友所说的话都是真诚的。恩格斯连中学都没有能够上完，但通过刻苦的自学，具有广泛的知识。他懂20种语言，还深入地钻研过军事科学，在《新莱茵报》时期，他写过大量军事评论文章，因而得到了“将军”的绰号。他的思想敏捷，能很快看出事物的本质。他们相交后不久，就合作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又合作写了《共产党宣言》。
那以后，马克思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都要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在政治斗争中的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帮助下，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一个极为繁重的工程，恩格斯投放了巨大的精力，因而列宁认为，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风貌和气质上都不相同，但在思想感情上却融为一体。作为朋友来说，他们親密无间，肝胆相照。作为战友来说，他们親切合作而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是无双的联盟。而作为他们友谊的基础并日益促进他们友谊的发展的，是他们共同的战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资本论》
部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史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25年苦心研究的成果。
他在当《莱茵报》的主编时，由于要对群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因而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1843年迁居巴黎后，他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发表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由于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实际斗争，才一度中断了研究。
流亡到伦敦后，他的研究工作又更深入地进行，而且他决定要将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
这部书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分6册出版，并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第一分册。到1862年，他改变了想法，决定选用《资本论》作为书名，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题。
为了写这部书，他翻阅的资料汗牛充栋，读过、做过笔记或摘录的书有1500多种。他写的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理论原理，都是大量实际资料的概括，都是对众多的书籍、文献和报刊进行研究的结果。
只有当他认为对每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才肯下笔。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他白天埋头在大英博物馆，往往无意双脚擦地，久而久之，竟在他常坐的座位下留下了印迹。夜间，他又在家里继续研究和写作。由于劳累过度，他常两眼昏黑，头脑剧痛，胸中发闷，经常患病，有时甚至在坟墓边缘徘徊。
他还再三拖延了《资本论》第一部完稿的时间，他说这部书“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他以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新的探索。不但在思想内容上，他还十分重视形式，要使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在第一卷完成后，他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
燕妮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资本论》写作时的情况，她说：
“您会相信，没有什么书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可以写一本轶事，描绘那些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
我们知道，在写作这部书的那些年间，他们家经常为生计发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完稿后，竟由于付不出邮资而寄不出去。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幽默而又不无辛酸地说：“未必会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货币的文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19世纪40年代，欧洲无产者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受难？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工人？无产者的出路何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试图予以回答，但是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剩余价值学说，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秘密，并从经济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后的又一伟大发现。
在《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他最后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他表示对于反动势力的“舆论偏见我从来就不让步”。他说：“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前一句话是指追求真理的态度，后一句话是指坚持真理的精神——他自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1867年4月，《资本论》的第一卷终于完成。他决定親自去将原稿交给在汉堡的一家出版商。在一个隂雨绵绵的早晨，他登上了伦敦港的一艘小客船。船将离岸时，雨势愈来愈猛烈，倾盆而下。马克思带着为之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付出了多少辛劳和心血的成果，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海，可能他还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和预兆。他说过，《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出的最厉害的枪弹”，从而将激发一场世界性暴风雨的到来……第一国际
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外，还有当时侨居在伦敦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和一些欧洲各国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的代表。在这间不大的悬挂着各个国家旗帜的厅堂里，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除。
这次大会原是为支援波兰人民而召开的。一年前，在帝俄统治下的波兰人民的起义受到镇压，当时英国工人就曾在伦敦举行了抗议沙皇俄国暴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会，法国工协也派有工人参加。一年后，英国工人为声援波兰人民再次召开了大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一些国家的代表。马克思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在圣马丁堂会议的所有的参加者当中，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写的：“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马克思。”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他们在革命gāocháo时由于充满幻想因而似乎很英勇，现在则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悲观颓唐，或背叛，或沉沦，并彼此争吵。马克思则坚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从事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撰写《资本论》第一卷，还鼓励一些年轻的同志多进行学习。李卜克内西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我们……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努力积累知识，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同时，马克思还就当时的国际重大事件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抨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殖民主义罪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共同斗争。他还注意培养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做了各方面的组织准备。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尖锐，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要求团结的愿望十分强烈。马克思认为：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内的国际性革命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在圣马丁堂举行的会议为这个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机会，这就是接受了会议邀请的原因。
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这是他多年的宿愿，也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要使他的学说在国际内部得到胜利却还需要作许多艰苦的努力。
当时与会者代表着各种繁杂的思想流派，也还存在着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接受了为国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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