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且不说抗战以前曾经在武汉的报纸上
发表过一些习作，就以1939年1月，在重庆发表小诗《别》算是正式起步的话，那么，我从事创作的年头也不算短了。但其间长达二十多年处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另外有一些年在新闻战线和教育战线，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只是时断时续地写一点什么，门类很杂。发表时大都用了另外的笔名。我写得较集中的主要是两段时间：
一是起步后的那五、六年间，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另外就是这十多年，而我已逐渐进入老年了。二
编辑这部文集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我解放以前的作品大都未结集。原来保存的资料剪贴，在1955年的那场风暴中被抄去了，二十多年后退还时已寥寥无几。现在要重找当年的报刊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1980年因公到重庆时，曾抽空到图书馆翻查到一些抗战时期的报刊，找到了一些我过去写的东西。因为纸张和印刷都很粗劣，无法复印，而时间有限，就只能有选择地抄录了若干篇。后来，友人邹荻帆、邱晓崧、魏荒弩、刘福春、孙耀东、田野等，还有好心的读者又设法为我找到了一些寄来。也从《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书中发现了数篇。通过这些途径，才使这部文集的解放前的那一部分稍得以充实。但没能找到的还是有一些。
而已找到的并没有全部编入。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写出的一些未能发表的原稿，在“文革”横扫劫难中，也遗失不少了。这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些作品，也并没有全部编入。
文集共分三卷：
第一卷：诗。几年以前，我曾出过一本诗选集，这次增加了解放前的近二十篇和近几年所写的一些。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诗，手头还保留着一部分，但觉得过于稚嫩而没有编入；还有一些诗没有找到。我倒是有点喜欢发表在靳以编的《现代文艺》上的一首较长的诗《院落》，和发表在荃麟编的《文化杂志》上的《夜的城市》（题目记得不大确切），这两种杂志应该还可以查找到的，只是一时无力去做。最后附有一组翻译的印度诗人阿盖的诗，我曾有一篇专文记述他（在第二卷内），可参看。
将所写的有关自己的诗的几篇文字附在了这一卷的后面，当可使读者对我学习写诗的过程和我的某些诗的背景有所了解。
第二卷：前一部分是《听笛人手记》，这本书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单行本。收入到这部文集时又增加了几篇。这是以散文形式写的有关外国文学作品的读后感。后一部分是散文。在198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让火燃着》散文集中，解放前的作品收了七篇，这次又增加了新找到的十多篇。
其余的则大多是这十多年来所写的。
第三卷：内容比较杂。第一部分是有关诗的一些杂感和评介。对于诗的艺术和诗的理论，我都没有什么研究。我所表达的，只是一点经验、体会和对于诗的朴素的感觉。另一部分，是文艺短论之类，大都是近年来应邀赶写的，当时由于篇幅所限，论点未能展开。还有一些序跋，承蒙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好意和信任，我是应邀写过不少的，不只限于文学，还有绘画、书法和思想工作方面的。实在盛情难却，而我写得很吃力，这几年来，就基本谢绝了这方面的邀请了。这里只选用了一部分。我未必能究明作品，但多少借以表白了我对文艺的某些理解，其中也寄托着友情的。选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作家与战士》，写于解放初期，在那先后还写过爱伦堡、巴尔扎克、果戈理等，都只是一般的介绍。选用了关于高尔基的这一篇，算是示例。《坚持现实主义的路》是1980年我在一所大学讲话的记录，表明了我当时对文艺的某些基本看法。关于“创作过程”那一篇，我认为接触到了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现实意义的。只是我未能联系目前创作的状况，作深入的探讨。
1951年，我出过一本文学短论《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这本小册子未能找到，所以其中的作品都未能收入。
在解放战争的那几年间，我写过一些小说，都是用了别的笔名，发表在靳以编的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安宇（吕淑湘）编的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和别的几种报纸的副刊上。解放初期还写过一篇《握一下手嘛！》，以后就很少写了。这里选用了五篇。至于儿童小说《小鲁宾逊的一天》，是重庆建国书店1944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丛书”中的一种，记得写这本小书时，我正在重庆流浪，是在临江门一家茶馆中赶写的。
少年时期，我就对话剧有兴趣，1943年春，在贵州毕节时，写了独幕话剧《同病相怜》，这个剧后收在《[chǔ]女的心》独幕剧集中。我的一本已散失。《[chǔ]女的心》是黄佐临、黄宗江改编的。不知他们是否存有此书。另外，我还写过多幕话剧《江姐》、《清江激流》、儿童剧《谁打破了花瓶》，改编过话剧《莫扎特》，这部文集只收了一个独幕剧《祖国的孩子和母親》。
1936年，我开始练习写作时，在友人田一文编的《时代前》副刊上，发表得最多的是杂文，总题用的是《恐口无凭》，这是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的。当时还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