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风先生在1948年9月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后记中，说到在这本书里原准备还写若干节，其中一节是“论形象的思维”，是想“集中地探索一下创作过程，把它当作一个实践斗争，探索一下作为认识过程的它的特性。”但在当时解放战争急剧发展的情势下，他必须走出上海。这一节和另外的几节都没有能够写出。不过在这本书已写出的两节里，已多次接触到过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他的观点。而且，从他三十年代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起，就在写的一些文章里，联系当时的文艺形势和创作实践，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人格力量”，他对于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抵制和批评等等，都是与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相关联的。他对创作过程的阐述，影响了不少的作家，使他们得到了启发，受到了激励，但也受到过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其中较轻微的说法是他将创作过程“神秘化”了。
作为形象思维产生的创作过程，也是文艺学的核心之一，在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艺术家，提供过自己的经验，一些理论家作过探讨。最近这些年来，我国文艺界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如果胡风当年能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中，将“形象的思维——作为实践、作为认识的创作过程”那一节写出，当能使他的观点更明确、更完整吧。这里，我只能从《胡风评论集》，附带也从解放后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引用一些材料，大致勾勒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原只是我零碎地记下的一些札记，现在稍稍整理发表出来，是希望通过这一角度，有助于年轻的一代对他的文艺理论的理解；也希望供当前讨论这个问题时作参考。他在《理论与理论》一文中说过：“新的理论得从新的现实取得内容，这就是反映历史底发展的我们思维的发展。不过，说‘发展’，不但不能把思维活动和历史的遗产割断，而且要积极地继承并且发展那里面的正确成份。”而且，我认为，对照当前的创作状况，他的许多观点也不是没有其现实意义的。
他对创作过程的阐述和评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创作实践的，我的札记则主要是想从中理出一般性的经验和规律。他阐述和评论这个问题时，生发和联系到的问题不少，我不可能广泛地追随。这样，我的札记就不免有片面和轻重失当之处，那责任当然在我。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札记，我没有作引伸或评论。二
胡风晚年回答了两个外国学术组织提出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
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闸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
他的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对真理的追求精神。
他的文学事业是与中国的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新文艺，是从反封建、反帝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而出现的，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文艺传统。胡风是紧密地继承这个传统、维护这个传统，而且企图努力发展这个传统的。
既是通过文艺的道路来战斗，他认为就要真正地发挥文艺的效能，这就必须遵循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苏联的“拉普”对左翼文艺界有不小的影响，后来曾受到批判，但流毒还末能完全肃清；也由于我们的某些教条主义的理论，将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作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这曾是我们文艺理论界的一个严重偏向。胡风说，他在开始写评论的时候，是多少受到了“拉普”理论的影响的，“没有收进《文艺笔谈》的，在那时以前几年的若干篇，就打上了这种烙印。到谈到了清算这种理论的文章时，我热忱地接受了”。从《文艺笔谈》开始，他就力图抵制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在文学上的各种表现。
他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作为他写作的动机之一。他曾引用别林斯基的两句话：“这个作家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诗首先应该是诗”。前者是对艺术家的要求，后者是对艺术特质的要求。他说：“这两个要求，并不能成为观念主义艺术观的复活，反而是反映在作家底主观上的、政治与文学的联结的、极深刻的命题”。他对这个命题作了逐步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具有他自己的特色的理论见解。他曾尖锐地提出：“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我们底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为内容底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底美学特质上面，”我觉得他是可以无愧地作为这“很少的人”中的一个。他的理论有其局限、偏激以及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这一努力是值得尊重的，他的许多见解也有其价值。
他的理论曾受到批评以至严峻的批判，后来并因而在政治上遭受诬陷，二十多年身陷囹圄，身体、精神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出狱后，他已是一个极度衰弱的老人了。然而，他的政治信念仍坚贞不移，而对于文艺的看法，他借用一个英雄的话说：“观点不变。”三
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他反对抛弃生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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