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时感到有一点悲哀和寂寞：难道我只能沉湎于这样的梦境么？对于我，这终究是一个纪念，一次偶尔到来的柔情，是生命中的一段痕迹。——题记
那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者的来信。信辗转传到我手中时，离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多月了。信的开头是直呼我的名字，说在什么地方读过我的诗，从什么人那里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事，想和我通通信。说这可能是有些冒昧的，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这样做。“如果你不愿意，那当然也可以。”信的末尾署名是汝佳。
这封信立刻在我的一群比较接近的同学中传阅了，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可能是什么熟人和我开玩笑；或者，虽有那么一个人为我写信，却并不一定真是女孩子；即使从字迹上看来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吧，谁又敢打赌她不是一个麻子或跛子呢？结论是：让这封来历可疑的信见鬼去吧！
但我终于背着人回了一封短信，这是由于好奇，也由于年轻人的虚荣心。信发出后，我并没有认真等待回信，因为我也怀疑，也许真的是什么人在和我开玩笑的。
不久以后，却得到了复信，说是不知道我转了学，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我的答复，以为我是不愿意和她通信。现在她感到了一种喜悦，“让我们成为把情谊浮在水上的朋友吧”。
我们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
在开头的几封信中，我们相互简单地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又彼此想象对方是怎样的人。我描绘的她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喜爱文艺，有些忧郁，常穿黑色或天蓝色的衣衫……”回信说，我的想象都错了，只能打零分。“听着，我对你的想象要准确得多：个子不高，写一点诗，欢喜打球，经常唱歌，戏演得不坏，很活跃，很热情，很骄傲……”我只得承认，她的想象基本上是不错的，只是说得太好了一些。后来我知道，她其实是从一个我的熟人那里听来的。那个人是我在震环中学时的同学，她……但我必须带住，否则，就会引出另外一段回忆了。
但为什么不告诉我直接的通信地址，而要邮转呢？而且汝佳显然只是一个化名。答复是：暂时需要保密，到适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
是的，在我们的通信中，已渐渐滋生了親切的友谊，不像开始那样矜持和造作了。
我们相互告知了一些自己的生活情况。
郊外，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全国澎湃的抗日热潮中，那是一个荒凉的孤岛。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被关闭在那里，念书，唱圣诗，做礼拜，连读文艺作品都只能是偷偷地。寂寞，而又悒郁、苦闷，她有那么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喜爱文艺，有时也练习着写一点什么。她们都有所想往，有所追求，渴望着飞出这个狭小的笼，飞得远远的，向北方……但那是不容易的，有两个同学还没有走出校门就被抓回来了。日子像深山里的一条小溪，就这样静静地流走了。
海棠溪，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连树木也很少的单调的郊野，在北塬南岸。我所在的中学就在那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几座破败的瓦屋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宿舍。这学校在北塬的学生中是以“自由”闻名的。流行在学生中间的有一首歌谣，其中的一句是：“吊儿朗当，不怕校方。”我转学到这里来，是因为被以前中学“默退”以后，实在无路可走。而这所中学，除了问我有没有足够的学费外，没有通过别的任何手续（即使是形式上的转学考试）就收容了我。这是一个什么乌七八糟的学校呀！教室、宿舍这么坏，教师这么差劲，学生中有地主的儿子，暴发户的姑娘，有流氓，有特务，大多是考不取较好的中学而不得不来的，还有不少是被别的学校开除后转学来的。开初，我感到很大的苦闷和寂寞，怀念着母校和那里的友人。但不久，发现了几个可以谈谈的同学，后来又发现了几个，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小集体，这个集体以它的活跃、狂放，使别的同学侧目而视，当然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定期的墙报贴出来了，文艺晚会举行了，一个歌咏队成立了，“黄河大合唱”的雄壮的歌声在山坡和小丛林中回响，那当中又往往夹杂着忧郁的“海韶”的歌。
那一年的春天，皖南事变发生，北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曾经不得不离校出走，后来又回校，度过19岁的生日以后不久，就毕业了。
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震环大学。原因是在那里的学生中有几个我虽然才认识不久但已经很親密的写诗的友人，而且我们正在筹办一个诗刊《诗垦地》。我的投考落第了。这使我很失望。友人们设法为我在这个学校里谋得了一个小办事员的位置。在办公时间以外我除了参与诗刊的编辑工作，就只是和友人们在石桥上散步，在沙滩下晒太阳……但还是受到了注意。只短短的几个月，就被辞退了，我记得那正是1941年的最后一天，那个老气横秋的官僚校长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用十足的官腔指责了我几句，迫令我立即离职离校。
大学在北塬的对岸，嘉陵江边，那地方叫“黄桷树镇”。后来，我在送给两个友人（他们是南川和赵志诚，在下面即将谈到的）的一首诗中曾经写过：
那个小小的临着嘉陵江的市镇生长在那里的记忆在我的心里埋得这样的深
真的，当时正是我生命的春天，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日，那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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