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消闲也。""不作人云亦云"，说明自己作了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因此，在一些人物评价和事件看法上与张竹坡截然不同，尤其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这三个重要人物形象，文龙与之冰炭，个别地方的选辞用语也较尖酸刻薄。由于这一部分内容，在文龙批评《金瓶梅》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限于篇幅，有关他们之间的孰是孰非，我们姑且留待以后讨论。但是，在他们的这场激烈论争中，却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瓶梅》这部名著显然是大有益处的。我个人觉得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龙与张竹坡的这场辩论中，他用了不少篇幅，多处提到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批书？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它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对《金瓶梅》这部小说自身的批评，而是涉及古曲小说理论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涉及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等重大问题，应当说，这与我们当前的小说理论批评，关系就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了。
张竹坡生活在中国小说评点鼎盛时期，他与他同代的小说批评家们，虽也注意到小说的评点方法问题，但毕竟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总结。而文龙则生活在这个鼎盛时期以后，当他大量阅读了一些小说评点以后，特别是他自己也加人到小说批评这一行列，并且发现自己的观点又与前人不同，甚至相左时，于是，就迫使他对如何进行小说批评这一理论问题，去作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小说批评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小说理论批评，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文龙对此有深切地体会："作书难，读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这里，他同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求真"，一是"求细"。那么，"真"的内涵是什么呢了如何才能获得这个"真"呢？他所谓的"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 "理"即"物理"，是指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文龙具体解释为："理之当然，势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其实，前人早已使用了这一概念。既然张竹坡和文龙都主"情理"说，为什么又在具体评论过程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看来问题在于两人运用这一概念时侧重点有所不同，理解也不尽相同。张竹坡强调"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是指塑造人物而言，并不包括评论人物的尺度。而文龙则认为，评论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家的好恶来决定，也不能以评论者的主观意念为定评，而是应有一个客观尺度。对此，文龙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在他看来，首要的是："准情度理", "凝神静坐，仔细寻思，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要做到没有偏向，就必须："夫批书者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人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决不可"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尤其是"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此其害最大。"即所谓"爱而加诸膝，恶而坠其渊"，是为大忌。要达到"准情度理"，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真髓，做到了"求真"。
"求细"，则是"须于未看书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细密，这是"细"的第一层涵义。"细"的更二层涵义，则须综观全书，不可挂一漏万。"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看前半部，须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罗埋伏，而发泄于一朝者也。""准情度理"是求真求细的必须手段，求真求细是为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龙所说的"当置身于书中", "又当置身于书外"，就是"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的观点。
正因为文龙能结合自己的批书实践，来探索小说批评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所以言之有物，读来毫不空泛，更无装腔作势之感，而是有根有据，体会深切，诚可谓深中肯萦。这不能不说是文龙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中作出的一个成绩。
总之，文龙批评《金瓶梅》，内容丰富，既涉及《金瓶梅》的思想、艺术、形象、结构甚而细至回目之是否贴切，又包括小说批评方法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或发入深思，或启人以智。本文意在引玉，难以概全。譬如，他对《金瓶梅》最后十几回的看法，就独具慧眼，看出破绽。有的疑为"非本书正文"，有的看出是"信笔直书，不复瞻前顾后", "生拉硬扯，并非水到渠成"。这对于我们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都是富有启示性的创见。
毋庸讳言，文龙也像他以前的其他小说批评家一样，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他申明没有"迁腐语"，不具"头巾气"，但是一口咬定"女人是倾国祸水"之陈词滥调不放；某些观点，亦大可商榷；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水浒传》英雄的看法，更不足取。凡此等等，需要我们加以审慎的对待。
一九八五年三月改定于思敏斋以文献》杂志198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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