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已，真正投诚贼匪，可潜留贼中，不必责以即出；即剿捕所拿之贼，不妨留其生命，厚遇而遣之，佯怒而纵之。正用反驱，皆可供我驾驭。或用降匪，转相招诱，或驱顺贼，先行攻击。贼党之中，自相鱼肉，大势既解，根株立尽。
明嘉靖间，闽之漳、泉，浙之温、处，傍海依山者多以筑寨堡得完。或用毛石砌成，薄者亦筑土四、五尺，可蔽铳炮，一利也。房屋皆在堡内，贼无能纵火，二利也。多者数百户，少亦数十家，比庐聚族，声胜雄壮，保甲团练之法，均可就堡施行，三利也。闻警之时，荷戈登陴，数百人分布一堡，人数敷用，自然严密，四利也。民间所收粮食，贮积坚堡，牛豕牲畜俱栏养于内，堡长、堡副以时稽察，买卖交易，耳目众多，不能潜行接济之奸，五利也。一堡有警，各堡互应，或用邀截，或行夹攻，既有辅车之势，自成犄角之功，六利也。筑堡取土之处，挖成深濠，则堡成而濠具，濠旁棘刺丛竹之类，一、二年后，棘刺丛生，是生成鹿角蒺藜，七利也。
洋岸多坦沙碕坎，盗船出入有一定海口。康熙间，饬内洋沿海，相度地势，修建炮台，诚扼要制胜之方。惟工费繁多，难以处处修砌。查碉楼一法，高三、四丈，每面宽一丈许，洞门一层，统炮眼三层。碉身所用，或石或砖，制小而固，难以攻破。港口陡岸曲湾，均可作碉。贼船近口，我兵于碉眼看准，远者放炮，近者用过山鸟击之，而身存碉中，不为贼伤，一利也。碉楼高可眺远，望见贼船，施放号炮，各碉次第相应，顷刻间百里内外村庄，得以戒备，二利也。每碉碉长一名、碉卒十名，要紧海口，回环照应，只须数座，用兵不过数十名，兵少则费省，三利也。碉制三层，守兵铳炮、器械、薪水、粮食，先为豫备，有警闭门以守，不须临时搬运，四利也。碉兵责成碉长约束，食宿均在其中，离碉者罪，非如散地可以自便，人少而气自完，贼势轻不敢近碉，势重亦不能踰之内犯，五利也。奸民接济透漏处所，多作数碉，碉卒常川巡视，非如巡逻兵丁，风雨得以阻隔，稽防尤为严密，六利也。有炮台之处，不须建碉，碉以弥台之空处。设碉修堡，团练壮勇，均属固本自强之计，其利可数十年，非如一时战伐之功，兵撤而事变旋生也。
海禁
福建治乱视乎漳、泉。漳、泉饥则盗贼众，此必然之势也。福建上府多山，而沿海郡邑田多咸而少收，故上仰粟于上府，南仰粤，北仰温、台，从来如此。漳、泉近粤，故专资粤粟。上府粟聚于洪塘，温、台粟聚于沙埕。福海民资以贩籴无阻者，此固然之事也。论势则漳、泉不可使饥，论事则海民不可遏籴。自南贼炽，粤粟阻，漳、泉饥，厅石、猴屿海商之贩粟而南者如织，不重禁则虞内竭，故虑根本者请禁，又请以接济禁。于是乎罗之于洪塘，又扼之于闽安镇，以镇外即海也。而镇外闽县、连江、长乐、福清沿海数十万生灵，缘此遂病。何也？概以接济目之也。
愚以米可禁而以接济为名则不可。何则？接济之罪与贼盗等，获则宜杀。今不杀而没其粟。使诚接济耶，不杀犹为失刑；使非接济而悬以坐之耶，没粟犹为非辜。其不可者一。夫以接济禁，而以没粟罚，不过欲绝其贩耳。不知商逐厚利，不吝重费，百计营出，或贿委官，或求分上，批准、批放者不绝。放者是则禁者非，准者是则禁者疑。且上人何以知准者、放者之不可为接济乎？其不可者二。夫所谓接济者，于贼所获之必有左验，乃可行法。今或于洪塘，或于内港，或于乡村，不问真否，无不为哨捕、差役、委弁、委官、关津所持，至使穷秀才亦歆其利，商贩行贿，而得出海。民嗷嗷而待毙，同一赤子，而弃外如此，恐非仁人所忍也。其不可者三。此风一唱，穷山奸棍无不藉此骗人，负贩小民以鱼易粟数斗，遇即夺之，徒手涕泣而归。罗源、古田、福安、福宁大户有积粟二、三年者，亦为奸民所制不得粜。不能禁奸而反以生奸，不惟贫民病而富民亦病，其不可者四。或曰，军门有二、三十担准放之令，足以通海民矣。不知海民至省，近者二、三百里，远者一、二千里，往来烦费，仅二、三十石，处处加验，费多而粟加贵矣。且以数十万生命，而限担以出，即使数米而食，犹为不给，而曰以此通海民乎。其不可者五。夫禁于洪塘，犹曰虑根本也，而沙埕北粟，与闽何异，而亦禁之，至使寨游兵船，动以接济为题目，其害不可胜言。禁于洪塘，又禁于沙埕，禁闽粟又禁北粟，令民何所措手足乎？其不可者六。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而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饷道绝矣，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其不可七也。
或曰，子欲弛禁，如根本何？曰，吾正虑根本也。吾郡米粟多出上府，而邵武粟乃自新城、广昌至，得利则流通，禁严则止，而上府之粟且不下，是自绝其源也。是非根本虑乎？福郡沿海数十万人，亦根本赤子也。今上籴扼于闽安镇，北籴又扼于兵船。食者，民之所天，持之急则乱恐难收拾。吾之所虑乃在此。昔张咏在杭，值岁饥，获盐贩数千人，悉纵之。或以法谏。咏曰，使此辈作贼，不知何法能收。蔡齐在河北，值饥，许民贩盐自活，河北以宁。古人弭乱，岂在羽檄飞驰、生民涂炭之日，而后戒哉？度其必至之势，审乎利害之分，而豫为之处。法有所不问，衅有所必窒，惟恐民散而为盗，况为厉禁以驱之耶？吾以米当引其所自来，奸当察其所自往。厉禁则上米不来，而下且多漏，不如明令海商告贩，给文以往，取彼回文为验，无回文者必法。则其往有数，其来可稽，可以示德于南人，而他奸亦绝。何至遏籴殃及吾民也哉？
或曰，军门近招南商，给粟籴于上府；何如？曰，无益也。南商籴于上府，溪道远，烦费多，给粟往返，不下月余，南民从釜底望粟，而令饿以待之，殍矣。且上府粟是吾郡海民利，而以予南人不便。不若开沙埕禁，以北粟予南人，泛自广往。
由今思之，则朱纨曲突徙薪之策，胜于十万之师，犹当追录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异世乎？伏乞敕下臣部，早选才望有方略者为福建海道，专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恶少通倭有据及大姓出母钱资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武王拘戮群饮之义。若海道能禁绝通倭，卓有成绩，加衔进秩，与之久任。或照边方兵备，一体超升。仍乞敕下兵、体二部，议勘朱纨当日因何受逮，曾否严行海禁。果无他罪，止因海禁，为士夫所中，乞为申白，建祠原镇地方，以风任事之臣。详勘戚继光救闽功次，并蓟门十五年不罹兵患，其功当比何人，或并名将俞大猷一体赐谥，使忠勇者乐忘其死，亦今日急务也（崇相集严海禁疏）。
崇祯十二年，给事中傅元初疏言：万历间开洋市于漳州府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有余两，以充闽中兵饷。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遂致盗贼劫掠，兼以红毛番时来猖獗，夺取船货。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然语云：海上，闽人之田。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为害尤酷。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与红毛番为市。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杂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为市。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此皆臣乡之大可忧者。
夫利归于奸民，而使公家岁失二万余金之饷，犹可言也。利归于奸民，而使沿海将领、不肖有司因以为奇货，掩耳盗铃，利权在下，将来且有不可言者。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除军器、硫磺、焰硝违禁之物不许贩卖外，听闽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丝客、江西陶人，各趋之者莫可胜计，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一利也。是沿海贫民多资以为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二利也。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利，奸而接济，勾引之祸可杜，三利也。窃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实置在泉州，载旧制可考，广东香山湾亦见有税额，闽、广一体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实闽省之公言也（郡国利病书）。
八闽多山少田，又无水港，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踰山度岭，则虽斗石之储，亦不可得。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元锺所专造运船，贩米至福行粜，利常三倍。每至辄几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广、浙之人亦大利焉。
兵兴，山岭戒严，担负既难，而募调之费又众，大户所积，莫肯轻粜，海运又厉禁焉。民食兵饷，如之何而不匮也？故经略福建之策，莫先于处糗粮。其一，须申明祖宗之意，止禁双桅船只私通番货，以启边衅，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其二，官府提编银两，输解督府，春夏给为兵粮，时价方贵，有银无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银秋籴贱米，则米数多，春而随兵所至，就以为饷，官与兵不两利乎（筹海图编）。
都司戴冲霄云：闽中事体与浙直不同，惟在抚之得宜而已。盖「寸板不许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则海滨之民，有鱼盐之利，可以聊生。若福建漳、泉等处，多山少田，平日仰给，全赖广东惠、潮之米，海禁严急，惠、潮商舶不通，米价即贵矣。民何以存活乎？莫若因其势而利导之。督抚海道衙门令漳、泉巨室有船只者，官为编号，富者与之保结，许其出洋，南哨至广东，北哨至浙江，装载货物，纳税自卖。督之以将官，限之以信地，交牌报验。其回也，南则许贩惠、潮之米，北则许贩福宁、温台之米，但不许至外国及载番货。今也海禁太严，见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厉禁。据其迹、虽似犯禁，论其情、海船往来，非带兵器，无以防海寇之劫夺，不有可原者乎（筹海图编）？
广东提督王文雄疏请禁海船军器，以为海船被劫，未闻与贼相拒，所带鎗炮反以资贼，请一概禁止。愚按此说殊谬。昔先君子宦海南，当时已有此议，先君子献议于巡抚，略云：窃恐商船之火器可禁，而贼船之火器不能禁，是以商委贼也。巡抚高公承爵以为然。先君子之议，即吾邱寿王所谓擅贼威而夺民救者，此理显然易晓。且今惟官兵遇贼，或不能相拒耳。若商船之拒贼，不遗余力矣。愚随先君子海外，曾登高望商贼鏖战移时，互有胜负，转战益远，不知所之。而治海水师亦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欲清海贼，惟在召募闽人，习战攻，明赏罚，更番出哨，毋视为具文，此其要也。且今内地米粮，得潜运出口，接济海贼。何有于鎗炮而必取资于商船乎？商船之鎗炮不可资贼，商船之财货反可资贼乎？其或名为商船而与贼阴相通者，斯又禁所不能行也。封疆之臣，具此筹划，难乎其禁暴止乱矣（陶贞一书禁海船军器疏后）。
各处设立海关，听洋船出海，常恐行之日久，而船只往来，货物充牣，或开奸人觊觎之心，未必不为沿海地方隐忧。骤禁之，则柁工、水手数万人衣食无资，又恐成啸聚之势。而最有无忌惮者，则红毛之贸易搬银，宜急禁也。向来红毛不听贸易，盖海边港道不欲令其熟悉，恐不时侵轶难防也。今纵其深入，已不可矣，又闻其只以货物卖于内地，每只船来得银数十万以去。夫内地之银祗有此数，我国家数十年来休养生息，户口人丁、数倍于前，人日多而银日少，赖我皇上连岁蠲免数百万之钱粮，始足以苏民困。今乃取中国有限之银，岁买红毛无益之货，此不可之大者也。闻之日本多产金银，然中国洋船搬运其银太多，彼国中遂只给货相换，不复发银。乃封疆之臣，从不计及此。臣愚，以为红毛贸易，一时固难禁止，请饬海边地方，此后红毛船到港口湾泊，只许以器物对换，不许吾民以银买物。既可留内地之银，而来船欠利，渐至稀少，日后红毛亦无由直入内地，庶可严固海防，此万万难缓者也（陈梦雷拟防海疏，时康熙甲申二月。自注：拟疏时，有旨令大臣巡海，遂不果）。
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者，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瞻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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